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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的流散与东洋音乐崛起的秘密:耳熟能详的交响乐大师们不仅沾了华夏乐理的光,还从大典乐谱、民间曲谱中受益匪浅

破除西方音乐伪史系列文章:

第一篇(上):律圣朱载堉狂点数学技能,定下世界标准音调:没有我,西方能有标准乐器和乐理?没有我,巴赫能发明钢琴?你们还想听钢琴曲?

第二篇:贾湖骨笛不是笛子,推倒西方音乐伪史需从华夏探源,从贾湖骨龠和天文历法说起,是该为华夏万年音乐史正名了

今天继续说第三篇,华夏音乐失传与东洋音乐爆发的秘密。

三、音乐的应用与意义

总体而言,华夏创造的音乐有三个层面的应用意义:

1、最高层面,如前所述,用音乐来测量天文和地气,通天彻地;

华夏先辈将音律与五行、天干地支结合在一起,纳入统一模型,创造了贯通天地万物的六十甲子纳音。

纳音者,宫商角徵羽五音,与气化相感应。六十甲子年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配,每一行纳于十二地支,形成六十个纳音,每个五行细分成六种,一共三十个五行纳音,每两年为一相同纳音五行。如此,六十年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在这方面,最牛之人当属北宋邵雍。

他把一个八度分为12个音,每个音又再分为16音。如此,一个八度音程便有192个音,而其中有40个音无声,余下152个音,用来观天测地。

倘若按照邵雍的音阶做一架钢琴,4个八度就需要608个琴键……

2、第二层面,天文定人文,用乐律来辅助治理国家与社会;

华夏先辈在发展天文历法的基础上,从“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加上日、月形成“七曜”,相应地,以璇玑仪定七政(即七曜),模拟天地运行之恒道、常道来来制定人文和社会体系。

故有声律调和,是为天下大治。

《礼记》早就提出五音与治国理政之关系: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东风劲吹破伪史,贝多芬神像轰然倒塌:耳聋的大师果然经不起细细推敲,莫扎特、巴赫抄作业上瘾,关键还在传教士钱德明身上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

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

《礼记》将五者分别对应君、臣、民、事、物五种。然后指出,宫的音乱就像国君骄横,商的音乱就像官吏腐败,角的音乱就像民众有哀怨,徵的音乱就像事情繁重,羽的音乱就像资财匮乏。五音俱乱,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中,邹忌因用五音解释治国理政之道而受到齐威王赞赏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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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邹忌因精湛的琴艺得以跟随齐威王左右。有一次,邹忌向齐威王进谏说:“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

治理国家、安定人民,便如同五音一样。

“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

邹忌将暖如春的浑厚大弦音视为君,清廉的小弦音视为相,手指对琴弦的控制力度视为政令,和谐的旋律视为四时,指出琴音调和而天下大治。

五音在战争中也有诸多应用。

《六韬》中记载了周武王与姜太公探讨五音与战争的关系,唐朝李筌在《太白阴经》中也有五音与战争关系的论述。

楚汉争霸时的“四面楚歌”,诸葛亮抚琴唱“空城计”,也都是五音在战争中的具体应用与实践。

据说,年羹尧在青海平定叛乱时,半夜听到一群大雁从营帐上空飞鸣而过,年羹尧认为应该是敌军晚夜前来劫寨,惊动雁群,遂设下埋伏以待敌军,果然来了个瓮中捉鳖,最后大获全胜。

在战场上,擂鼓出击、鸣金收兵,理论依据是《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中详细介绍了五音与五脏的对应关系: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音角……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音徵……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音宫……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音商……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音羽。”

黄帝问岐伯:足阳明脉病变的病人,听到木音受到惊吓,却对钟鼓声不为所动,为什么?

岐伯答曰:足阳明是胃的经脉,胃属土,木克土,所以听到木音会受到惊吓。

正因为如此,所以:

擂鼓——木——角(音)——肝——生发——进攻

鸣金——金——宫(音)——肺——收敛——撤退

3、第三层面,用乐律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

依据《黄帝内经》总结的五脏六腑与音律的对应关系,可将五音各调归类。

“宫音和平雄厚,庄重宽宏;商音慷壮哀郁,惨恍健捷;角音圆长通徹,廉直温恭;徴音婉愉流利,雅而柔顺;羽音高洁澄净,淡荡清邈”。

“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侧隐而爱人;闻徴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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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音乐可以陶冶性情,安抚和抒发情绪,可以用来辅助治病,也可以协助修身养性。

……

白石道人:一个陌生的名字,但若提及华夏音乐史却无法绕过的词人

《白石道人歌曲》所存词乐,是迄今为止中国现存最早并带有唱辞的古乐谱,与宋词相互依存,是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姜夔(1155-1221年),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省鄱阳)人,南宋词人,父亲姜噩。姜夔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辗转江湖。但他精通音乐,会作诗填词,早有文名,颇受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人推赏,并以清客身份与张镃等名公臣卿往来。其著作有诗词、诗论、乐书、字书、杂录等。

姜夔是南宋风雅词派的代表,音节文采冠绝一时。南宋词人张辑、卢祖皋、史达祖、蒋捷、张炎、周密等,皆与姜夔同属一派。

《白石道人歌曲》又名《白石词》,是宋代词人姜夔所作的古代词曲谱集,共6卷,别集1卷,存词八十余首:

或感慨时事、抒写身世,如《扬州慢》(淮左名都)、《玲珑四犯》(叠鼓夜寒);

或记游山水、咏怀节序,如《点绛唇》(燕雁无心),《鹧鸪天》(曾共君侯聘来);

或交游酬赠、怀念恋人,如《石湖仙》(松江烟浦)、《醚琶仙减双桨来时)。

其中,咏物词最善,仅咏梅花就有十七首。《暗香》、《疏影》,隐曲宛转,寄慨遥深,读来余韵不尽。

书中收有祀神曲《 越九歌 》 10首,词调令、慢、近、犯17首,琴曲《古怨》1首。其中《越九歌》旁缀律吕字谱,已标明不同音高;词调是用工尺旁谱,流传中多有讹误之处,后辈研究者对此看法不一;琴曲《古怨》是减字谱,可弹奏。词调17首中,《醉吟商小品》和《霓裳中序第一》是传统大曲的摘篇,《玉梅令》是范成大的作品,其余皆是白石自度曲。

有人说宋词太多,太难背,其实那是学习方法不对,因为宋词从来不是死记硬背,而是用来——唱的。

一旦词乐古谱被恢复,进入教学,估计绝大多数人都能在这方面取得良好成绩。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杨荫浏、丘琼荪等学者率先对《白石道人歌曲》中的词乐进行了研究,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考证,目前《白石道人歌曲》等词乐古谱已然趋于完备。

然而,外界对此认识不足,相关词乐古谱的音频录制工作长期滞后,亟待引起重视,吸收过去数十年的研究结果,进行转化、恢复原貌,并传承发展。

这仅仅只是古代文学吗?

不,它还涵盖了音乐、音韵学等方面。

华夏是通识教育的范式,近代划分学科的方式,是西人为了把华夏的典籍和知识改头换面,硬生生拆出来的。

《白石道人歌曲》六卷,附别集。清乾隆十四年张奕枢松桂读书堂刊,嘉庆二十五年张庆时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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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道人所用的“俗乐”记谱方式,不同与工尺谱,被录入《永乐大典》中,后来《永乐大典》消失,后人对该“俗乐”记谱方式几乎一无所知。

然而,这种“俗乐”记谱方式却在传教士钱德明研究音乐时,激发了他的灵感,促使他仿效此法,在中国音乐理论的基础上改头换面,弄出了另一套记谱方式,即Do、Re、Mi、Fa、So、La、Si……(具体的演化分析与证据放在下一篇具体阐述)

交响乐由华夏邵乐衍生而来

韶乐是中国上古舜帝时代的雅乐,全乐共分九章,故又名《九韶》。

夏、商、周三代,皆以其作为国家大典用乐。

汉文帝时,将韶乐改称“文始”;曹魏时,魏文帝曹丕命《文始》复称《大韶》。

南朝梁武帝,以《大韶》名《大观》,后隋文帝承前制,续传韶乐。

1368年正月,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定年号“洪武”。

洪武初年,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天地坛时附置神乐观,设提点、知观,管理祭祀歌舞,并恢复韶乐之称,名中和韶乐。

所谓“中和”,即中正平和之意,乃是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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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韶乐,作为皇家礼典和祭祀的专用乐舞,融礼、乐、歌、舞为一体,其使用范围颇为广范,大致可分为三类:

1)各类祭祀场合会用到的乐舞以及乐曲;

2)宴饮场合使用的宴享音乐;

3)用于郊庙以及朝贺等场合的朝会乐。

总之,曲目繁多,种类复杂,规模庞大。

从《大明会典》卷之七十三,便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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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集礼》全面总结了明朝礼仪制度,共53卷,为明徐一夔、梁寅、周子谅、刘宗弼等奉勅撰。洪武二年 (1369)八月始修,次年九月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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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集礼》明嘉靖九年内府刊本,其中包括传统的吉礼 (卷1至卷16)、嘉礼(卷17至卷29)、宾礼 (卷30至卷32)、军礼 (卷33至卷35)、凶礼 (卷36至卷38)等五礼,又增加了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乐(卷48至卷53) 等11门记载明代的各项礼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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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诸如 《内殿宴会内外命妇次序图》、《诸王来朝丹墀班位图》、《中宫受皇妃贺图》、《谒庙图》、《乐图》、《舞图》、《版位图》 等多种图,对了解明代宫廷的具体情况很有帮助。

明太祖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统兵25万,北上征伐,打出“驱除胡虏,收复中原”的口号。经过浴血奋战,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攻占元大都,收复燕云(又称幽云)十六州。

天下初定,此乃大事。将士凯旋,必要封赏。

明太祖朱元璋决定亲迎凯旋回朝将士,并举行钟山社稷大典,由天子亲祀。

可是,百废待兴,礼制礼乐怎么办?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又称《明太祖实录》,是记录中国明朝明太祖、建文帝两朝皇帝事迹的史籍,其年份起元至正辛卯(1351),讫洪武三十一年戊(1398),首尾四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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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三十之记载,朱元璋召集群臣商议,谓曰:

“自昔圣帝明王之有天下,莫严于祭礼,故当有事,内必致其诚敬,外必备其仪文,所以交神明也……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务在适中,定议以闻。”

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农历二月初一),中书省臣李善长,傅瓛,翰林学士陶安等,进《郊社宗庙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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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奉祀谢靖真、葛清隐等人着手礼乐及祭祀的筹备事项。

查阅《大明会典》卷之八十一可知:

“国初以郊庙社稷先农俱为大祀。……洪武初、天下郡县皆祭三皇。后罢。止令有司各立坛庙、祭社稷、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孔子、旗纛、及厉。庶人祭里社、乡厉、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灶。

……

郊祀一 合祀

国初、建圜丘于钟山之阳、以冬至祀天。建方丘于钟山之阴、以夏至祀地。”

圜(huán)丘的“圜”,意思相当于“寰”宇的“寰”,上指天体浑圆,代指“天”,故冬至日祀天,一曰皇天,代表阳;

而方丘的“方”,指代大地,勿要简单认为是四四方方之意,故以夏至日祀地,一曰厚土,代表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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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元年(1368),中书省、翰林院、太常寺定拟祀典,将祭祀分为三个等级:大祀、中祀、小祀。

1、大祀:先以郊(天、地、日、月、先农坛)、庙(太庙)、社稷、先农为大祀;

2、中祀:后改先农、山川、帝王、孔子、旗纛为中祀。嘉靖中,又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祗为中祀。

3、诸神为小祀。

凡郊庙、社稷、山川诸神,皆天子亲祀。 

《大明会典》又将这些祭祀分别称为“郊祀”、“社稷等祀”、“庙祀”、“陵坟等祀”、“群祀”等五类。

太常寺是华夏古代主要负责祭祀、礼乐事务的国家机构。朱元璋称帝后,吴国改称大明,原太常司也随之升级为太常寺。

根据《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三十三记载:洪武元年闰七月己亥朔,遣使犒北征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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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戌,参政傅友德游骑获元将李宝臣、都事张处仁,遂以为向导,(徐)达因遣友德开道,以通步、骑。

诏定军礼,中书省臣会诸儒臣议。

宋又有祭告武成王之礼,归则奏凯献俘,然后天子论功行赏。于是历考旧章,定为亲征、遣将诸礼仪奏上。诏并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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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大明军礼沿袭前朝旧制,而宋又承袭唐制。

《宋史》军礼中记载:“阅武,仍前代制。”宋真宗以后,讲武礼编入《武经总要》以为定制。

根据《大唐开元礼·军礼》皇帝亲征告于太庙仪中凯旋献俘的内容:

“凯旋告日,陈俘馘于南门之外,北面西上。军师陈于后。其告奠之礼节与告礼同”。

此处“其告奠之礼节与告礼同”,指的是献俘礼的祭庙仪式与命将出征告于太庙的过程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大明按照唐宋军礼之制,大军出征前要祭告武成王庙;凯旋归来,要奏凯乐(凯旋曲),并有献俘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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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贝多芬所谓《C大调凯旋进行曲》的翻译来源。

而西方音乐的乐理基础也好、乐器制作也罢,皆是法国传教士、最后一任耶稣会长钱德明的功劳。没有钱德明,贝多芬连乐谱都看不懂,连模仿抄袭的资料都没有。

天子论功行赏时,会奏《命运》交响曲,寓意战场冲杀,人生命运从此不同。

封赏结束,则奏《田园》交响曲,寓意将士解甲归田。

这些都是所谓的创作灵感之处,翻译、抄袭 + 改头换面,就托在了贝多芬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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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无名氏作诗形容曰:“塞外朔风战苦寒,淮右万里捕鱼海,而今全胜得凯旋,钟山交响震九天。”

钟山在哪儿?

钟山即紫金山,位于南京东面。

君不闻,“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除了迎接凯旋将士的讲武礼,还有钟山社稷时的大典。

祭祀大典上,具体的交响曲目有广和、肃和、凝和、寿和、熙和、雍和之曲、安和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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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邵乐的传统,也被清朝继承了下来。

根据《钦定大清通礼》记载(清朝沿袭明制),祭祀典礼所用八音古乐共有18类105件乐器,分别是编钟、编磬、镈钟、特磬、建鼓、博柎、琴、瑟、笛、排箫、箎、笙、埙、笏、柷、敔、麾、节等。

另有文舞32人,武舞32人,执节领舞者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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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无法得见明朝天子亲自祭祀时的壮观场景,但从后来的《出警入跸图》中仍然可以窥得一貌。「出警图」与「入跸图」虽是各自分开的二幅长卷,但是所绘的却同是扫墓、巡视的过程,因而通常被合称为「出警入跸图」。

画中皇帝,便是明神宗朱翊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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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大明军礼乐的曲目,基本都收录在了永乐大典中。

钱德明利用自己最后一任耶稣会长的特殊身份,如饥似渴地将永乐大典中所存曲谱、乐谱几乎全部翻译了一遍,顺便还将流传甚广的各种民间乐谱,记录在了自己的《中国现代音乐》、《中国古今音乐论文集》(1779年)、《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中。

这些传至西方,就成为西洋音乐崛起的秘密。

其实,中国音乐不仅促使西方音乐艺术崛起,也将小日子的音乐发展史带入了一个他们以前从未料想到的高峰。

八国联军侵华时,小日子负责洗劫太常寺,部分永乐大典分册也到了他们手中。迄今为止,有些典籍仍旧没有公开。

明治三十四年(1901)十二月一日,《万朝报》刊登了一则题为《八国联军侵华之怪闻》的报道,将其掠夺行径公布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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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服部宇之吉回忆录《北京笼城回顾录14翰林院之火》记载,日军与英国水兵一起冲入翰林院灭火时,服部拿走三册,返回英国公使馆,将书寄存于公使馆的一位日本妇人手中。之后服部又带领当时文部省留学生狩野直喜、《东京日日新闻》特派员古城贞吉等人重返翰林院,还通知了“莫里循博士”。据说,他们各自带出若干本《永乐大典》。

次日,枪原传达英国公使旨意:“数日后将翰林院的书籍统一归还给清政府,所有人必须将带走的书籍全部交出。”

根据古城贞吉的回忆录《八国联军侵华与永乐大典》,他也将两册《永乐大典》带回了英国公使馆。

但是,存放在英国公使馆的永乐大典,英国人却并未归还清政府,而是偷偷将其私吞了。

书肆文求堂的老板田中庆太郎也写过回忆录。

根据《唐本商的变迁·14永乐大典篇》(《纸鱼昔话 明治大正篇》,八木书店)记载,《永乐大典》在义和团事件后流于市井。罗叔言到访京都时,在董授经斡旋下进口了10册左右,被各图书馆购入一册作为样书,一册150日元。1923年,田中庆太郎前后共购入20多册,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五六册,约15册分3次卖给了东洋文库。东洋文库原有莫里循旧藏永乐大典数册,所以估计应该有20余册。

1901年6月至8月,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副教授市村于被派往中国。期间,他在北京各地调查文献史料,获得紫禁城出入许可,他将“由某军队把持的书籍约200余部、3000多册”全部带回了日本(《史学杂志》12-10,《总会例会》),其中包括:

《崔东壁遗书》《蛾术编》《后汉书补逸》《汉书注补》《后汉书注补正》《三国志证遗》《三国会要》《同证闻》《五代史记注》《五代史补》《五代春秋》《五代史纂误续补》《历代三表》《金佗粹编》《东林列传》《国朝柔远记》《满洲四礼集》《盛京典制备考》《吉林别记》《泉布统志》《永乐大典目录》《陈少阳集》《武溪集》《澹庵集》《梁谿集》《戚继光集》《毛伯温全集》《李文襄奏议》《李素毅伯奏议》《国朝碑传集》《历代沿革险要图》等非常重要的资料……

根据《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新订)、《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籍论集》(开明堂,昭和三十八年,1963),岩井大慧查明日本共存永乐大典110卷、59册,分藏于10处(含个人收藏4处),其中:

  • 东洋文库,34册
  • 静嘉堂文库,9册
  • 天理大学图书馆,7册
  • 京都大学,3册
  • 大阪府立图书馆,1册(卷八六四七、八六四八),登记日为“大正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估价“200日元”。
  • 国立国会图书馆,1册(卷二二七九、二二八〇、二二八一),上面有“大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购入”的签收章。
  • 武田长兵卫,1册
  • 石黑传六,1册
  • 小川广己,1册
  • 古屋幸太郎,1册

1912年,董授经携17册《永乐大典》赴日,其中4册流入内藤、山本、上野及京都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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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永乐大典外,其他还有大量乐律方面的典籍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岛国。

如,明初朱权的《臞(qú)仙神奇秘谱》,收曲62首,分上中下三卷,其为嘉靖元年重刊本,台北故宫亦有藏本。上海图书馆藏本为万历刊本,晚于此本,略有完善。

上卷:太古神品。

收录“太古之操、昔人不传之秘”,共16曲,皆无句读,是朱权时代有记谱无师传的古曲,多为唐宋以来古谱。

1)遁世操,2)广陵散,3)华胥引,4)古风操,5)高山流水,6)阳春,7)白雪(编在中卷),8)玄默(又名坐忘),9)招隐,10)酒狂,11)获麟,12)秋月照茅亭,13)山中思友人,14)小胡笳,15)大胡笳(编在下卷),16)颐真。

中卷:霞外神品,除去属于上卷的《白雪》,共26首:

1)神品宫意,2)广寒游,3)梅花三弄,4)神品商意,5)神品古商意,6)慨古,7)忘机,8)隐德,9)广寒秋,10)天风环佩,11)神游六合(又名骑气),12)长清,13)短清、白雪,14)鹤鸣九皋,15)猗兰,16)神品角意,17)凌虚吟,18)列子御风,19)神品徵意,20)徵意,21)山居吟,22)禹会涂山,23)樵歌,24)神品羽意,25)雉朝飞,26)乌夜啼

下卷:霞外神品,除去属于上卷的《大胡笳》,共20首:

1)神品无射意,2)黄云秋塞,3)龙朔操(旧名昭君怨)、大胡笳,4)大雅,5)神品碧玉意,6)八极游,7)神品甤宾意(即金羽意),8)泛沧浪,9)潇湘水云,10)神品凄凉意,11)神品楚商意,12)泽畔吟,13)离骚,14)神品商角意,15)神化引(又名梦堞吟),16)庄周梦蝶,17)楚歌,18)神品姑洗意(即清商意),19)飞鸣吟,20)秋鸿

中卷、下卷46首中,有34首曲谱在明初有师传(标注“予昔亲受者”字样)。

《霞》:南宋杨守斋《紫霞洞谱》所收宋代琴谱,弟子徐天民传之。

《霞外》:徐氏传元代金汝砺,金氏又辑《霞外谱》专门记录徐氏新曲。

浙派徐氏,从元末明初一直影响了整个明代,因此这部分实际是收录元末明初的众多传谱,带有“浙派徐门”色彩。

明末清初时期诗人兼戏曲家尤侗所撰《西堂乐府》(康熙时期刊本,吴梅批注并跋)也在岛国。

吴梅藏本中有跋并批注,有少量曲谱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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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戏剧理论家、光禄寺丞沈璟所撰《增定南九宫曲谱》(明代文治堂刊本)也在岛国。

《增定南九宫曲谱》又称《增定查补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在明人蒋孝《旧编南九宫谱》基础上增订而成,别题《南曲全谱》、《新定九宫词谱》,凡二十一卷,附录一卷,从当时比较著名的传奇和散曲中选录南曲曲牌七百一十九支,分“引子”、“过曲”类归于各个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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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曲谱也在岛国,清人王奕清等编撰,康熙时内府朱墨套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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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东京艺术大学藏有《魏氏乐谱》,只给浏览,不给下载。

此书为明末魏之琰家传,由清中期魏皓整理。

明末魏之琰避兵从商,船贸越南日本一带,1672年带着旧藏乐器、乐谱正式定居日本,此即其中乐谱部分。清中期,其日本裔孙魏皓与门人将家传“明乐”,辑成《魏氏乐谱》一部,六卷六册,二百余曲。记录完备,保留大量明代音乐信息。又将第一册五十曲刊刻流传,后将六册全部抄录公开。

页面有魏皓印章,版心为凌云阁本家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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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熏陶浸润后,小日子所刻《大清乐谱》规规正正,比很多和刊乐谱都要精细和讲究。

此一册上下卷,标为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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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有日本伏见宫旧藏的乐谱,有许多江户时期的抄本,如三五要录、仁智要録、怀中谱、南宫琵琶谱、横笛古谱等。

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的《乐曲琴谱》(田安德川家资料,约江户时期),抄本七册,孤善本,疑为古琴谱,虽然为唐曲旧名,但改编为日本风格的雅乐旧曲。

唐元万顷等奉敕所撰《乐书要录》也流传到了岛国。

全书共有十卷,记述了五音、十二律的关系,各种生律方法和旋宫转调方法。

现存版本只有五、六、七三卷,主要论述了各种声律问题。卷五就在各种生律方法进行详解。其他各卷的部分引文散见于《三五要录》、《阿月问答》、《声明用心集》、《类笔治要》、《音律通致章》《丝竹口传》、《音乐古意》等日本古代乐律学典籍之中。

716年,据说该书由遣唐使团留学生吉备真备带回日本,经历代辗转,现仅存三卷。《乐书要录》在国内早已失传,目前仅有《佚存丛书》本和《丛书集成》的影印本。

……

综上所述,随着永乐大典以及各种民间乐谱流入岛国,许多古籍中的乐谱被翻译盗用,改头换面重出江湖。

由此,东洋音乐也迎来了大爆发的高光时刻。

所谓的东洋音乐大师,如喜多郎、武满彻、宗次郎、坂本龙一、久石让等等,不断从华夏典籍中找寻创作灵感,而交响乐则大多模仿永乐大典中辑录的各种曲目。

毕竟,中和邵乐才是世界交响乐的鼻祖,在永乐大典流散之前,在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之前,这些大师们根本不知何谓交响乐,亦不知华夏奠定的现代乐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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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家庭教育指导师 » 永乐大典的流散与东洋音乐崛起的秘密:耳熟能详的交响乐大师们不仅沾了华夏乐理的光,还从大典乐谱、民间曲谱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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