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蜀地江边的一座千年石像再次引起网络热议。
有人说这石像原本为纪念大禹的塑像，只是后来被改头换面了，成了现在的样子。有人说，官方历史记载着清清楚楚，开凿于开元元年（713年），完工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是经史书认证过的，没什么好争议的。
在直接证据不那么充分的情况下，真正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不妨从考古遗址、民俗传统与历史记载中去找寻一些蛛丝马迹吧。
现在学界普遍认为，把天下划分为九州的《禹贡》成熟于战国时期，虽托名大禹，却并非大禹亲著。
然而华夏九州的形成，却与大禹有着深刻的关联，华夏民族最早的大洪水记忆，就与大禹有关。
在神州大地上，最早治理洪水的，即不是大禹，也不是大禹的父亲鲧，而是神话时代的共工。
《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
《列子·汤问》:”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神话传说中有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需要后人来提取解读。
有人把共工解读为水神，其实不然。从他与颛顼争夺帝位的行为来看，他应该与颛顼有类似的社会身份，同样都是华夏族群的领导人。虽然他以与颛顼争为帝和怒触不周山青史留名，但打仗与发脾气并非他的主要工作，他的主业是带领族群发展生产、繁衍子嗣。
既然把共工与水神联系起来，说明疏通河渠治理水患，应该是他的日常性工作。共工怒触不周山，不是人怒，而是天怒，是强烈的地壳运动。神话中的记载，是说共工领导的族群所生活的时代处在一个地震频发期。与地震频发相伴的，是洪水、泥石流、堰塞湖之类的水患，而共工与颛顼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争夺生存领地。
《史记·周本纪》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从夏、商、周三代山崩、原塞、河竭的记载来看，当时黄土高原的地壳运动仍处在活跃时期。
地图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认识世界的工具，但由于短暂生命的局限性，人们往往只看到地图的空间维度，而忽略了与之关联的时间维度，往往会造成以当下的时空信息先入为主地去映射远古的历史，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用今天的中国地图去解读大禹治水时期的天下疆域，注定找不到合理的答案。因为华夏先祖在大禹等人的改造之下，整个神州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桑海巨变。
海陆的桑海巨变则隐藏着另一个秘密，这天地间原本只有海与山，所有的平原，都是山崩水运的结果。
这是不周山崩塌的秘密，也是大禹治水的真相。那时的黄土高原，远比今天高大巍峨，高山崩落，被风雨削去的部分，被洪水搬运沉积，变成了今天的平原。
如今的三大平原，在大禹的时代并不存在。那时的湖广仍是一片汪洋，大别山是一座海中仙山，龙门之下皆为汪洋。在这种陆海条件下，雨云与台风更容易深入内陆，形成降水，造成泥土流失，重塑地貌。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郭璞等人把“息壤”想像成一种可以无限生长的泥土，实在是师心自用的错误解读。“息壤”并非泥土，而是一种愿望，一种解决方案。洪水肆虐，水土流失，家园尽毁。鲧的解决方案是“堵”，让洪水停下来，息止水土。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论是土石还是草木，类似良渚先民“草裹泥”式的筑坝方案，都无法完成堵住洪水的愿望，鲧的解决方案最终失败了。
大禹治水，并非在坚固的石壁上凿开豁口，而是在黄土高原上冲刷下来的泥土形成的堰塞湖上开辟引洪通道，借洪水自带的天地之力，泄积水之患。这种穴堤溃坝、因势利导的治水之法，并不一定要依赖多么先进的技术与工具才能实现。
大禹治水的那个时空，天下九州尚未完全形成，当时的华夏文明的中心，是秦晋所处的黄土高原所在的山间盆地。那时的山，远比今天要高，那时的大海，也远比今天更深入内陆。
《山海经·北山经》: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精卫为炎帝之女，炎帝部落生活在秦晋之地，离大海并不遥远。出了洛阳，即为东海。不周山崩了、岐山也崩了，在共工和大禹等无数华夏先祖一代代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天人合力，终于为后代塑造出更适宜生存的广袤家园。昔日吞噬精卫的东海碧波，已经变成后世群雄逐鹿的中原。
回到大禹治水时期的时空，从洛阳龙门到蜀地，并不像《蜀道难》中所描绘的那么艰难，洛阳向南不远就是荆州，两地都在海边，沿着海岸通行容易的多，荆州沿江岸上溯即可深入蜀地。或者可以推测，在湖湘为海的那个时代，中原与蜀地的交往甚至比商周时期更为方便。
地理场景的重现，展现了大禹在蜀地治理水患的可能性。今天三星堆出土的海量青铜器，也印证了远古时期蜀地与中原交往的深入程度。
从文明传承的角度而言，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一样，治水的大禹不再只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人，而化身为华夏民族世世代代要传承、守护的奉献精神。
《说文》:”祀，祭无已也。”
《国语·周语上》:”夫祀，国之大节也。”
《老子》曰:’子孙祭祀不辍’是也。”
为什么要纪念我们的圣王先贤呢？因为他们用火驱散了蒙昧黑暗，因为他们用文明秩序了天地社会，因为他们塑造了神州家园。
作为文明的开化者，作为民族的创造者，华夏诸神已化身为文明与民族精神的象征，家园所在之处，祀祭不绝。
同样在蜀地，李冰父子也因治水，永享祀祭。
铺陈得差不多了，我们试着还原一下乐山三江汇流之处那座石像最初的身份。
网络上有很多这座石像不合常理的观点，主要有三处。
坐姿、双手扶膝、江边。
佛像多为趺坐，也有卧姿，垂膝坐很少见。
佛像手式多为结印造形，或双手合什，或单掌竖立，少有双手扶膝造型。
坐姿且双手扶膝，多为华夏君王的坐姿。有人认为，乐山石像原为大禹坐像，从华夏祭祀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这是合理的解释。
在华夏民族的神仙谱系中，神仙都有自己的明确分工，土地庙里供奉的是土地，城隍庙里供奉的是城隍，灶台上供奉着灶王爷，赵公明是财神，妈祖是海神。每一个神仙都与百姓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殷商的贤臣傅说，成了天上的星辰，而中国的神仙，大多皆为守护人间的圣贤英雄所化。
《德隅堂画品》：秦蜀守李冰之子开二江，制水怪，蜀人德之，祠于灌口，世所谓灌口二郎者也。
雨神有行雨之责，而人们对水神最大的期望，自然是“愿得江海平,岁岁享安澜。”那么在商旅往来、舟车不绝的三江汇聚之处，还有哪位大神比以治水著称的大禹更适合坐在这个位置吗？
《水经注》：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虽然乐山距三峡还有一段距离，但其上游是位于成都平原，紧挨着成都的都江堰，下游是长江重镇宜宾，上面诗文中的水路交通的场景或可想见一斑。
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大禹像之说为真的话，造大禹坐像的目的是以神镇水，那么，在更为久远的古代，有没有造像传统，有没有凿山为像的造像技术，如果有的话，为什么鲜有相关的考古发现？
先说传统，红山文化的女神头像、凌家滩坐姿玉人、三星堆跪坐青铜人像等文物的出土，再到后来的楚墓漆绘木俑、秦始皇兵马俑，汉代陶俑，再到李冰父子制石人用作水位标尺，都能证明华夏文明的造像传统源远流长。
早在战国时期，韩国因为坐拥宜阳铁山，率先批量装备了铁制武器而被称为劲韩。苏秦评论韩国，说天下强弓、劲弩、利剑皆出于韩。到了汉代，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铁制工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974年3月，都江堰索桥施工过程中出土了汉代雕刻的李冰石像，石像高2.9米，肩宽0.96米，厚0.46米，重约4.5吨，整体造型简洁朴素，栩栩如生。石像的两袖和衣襟上，有浅刻隶书题记三行，共计38字，字迹清晰，字内朱砂犹存。中行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左袖为“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椽”，右袖为“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
1981年发现的徐州龟山汉墓凿山而建，龟山汉墓有南北两墓道，墓室由人工开凿而成。每条通道长56米，高1.78米，宽1.06米，沿中线开凿最大偏差仅为5毫米，精度达到1/10000， 南北通道相距19米，夹角为20秒，误差是1/16000， 通道地平面，内外高低相差527毫米，呈10/1000的自然坡度，是迄今世界上打凿精度最高的通道。
再有就是1992年发现的龙游石窟了，很多人认为它是可媲美长城与秦始皇兵马俑的伟大工程奇迹。
龙游石窟是我国古代最高水平的地下人工建筑群之一，也是世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一大奇观。龙游石窟在方圆0.38平方公里的土丘上似有规律的分布了大小24个洞窟，每个洞窟的面积从1000-3000平方米不等。每个洞窟从矩形洞口开始垂直向下延伸，高度约30米。顶部呈漏斗型，洞窟内科学地分布着3-4根巨大的”鱼尾形”石柱，与洞顶浑然一体。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洞壁、洞顶和石柱上都均匀地留下古人似乎带有装饰意图的凿痕。
韩愈曾撰写《徐偃王庙碑》，其中有”凿石为室，以祠偃王”的记载，其中提及的偃王是西周时期徐国第32代国君。
龙游石窟或许只是闽越文明的印记，不一定与徐偃王有关，但以上案例足以证明，早在汉代或更早之前，自带“基建狂魔”基因的华夏民族已有这种刻石为像、凿山为陵、穴丘为窟的施工能力。
历史在细微之处总遗留一些蛛丝马迹，留给后人去还原曾经的过往。
咸亨三年（672年）四月，武则天以两万贯脂粉钱，资助僧侣在洛阳龙门石窟雕刻卢舍那大佛，唐初佛教兴盛，武则天此举收获了佛教信徒的支持，该工程历时三年九个月完成。
天授元年(690年)七月，怀义与法明等撰《大云经疏》，引《大方等无想大云经》“有一天女，名曰净光。……当王国土，得转轮王”、“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奉承，无违拒者”。
“天授”是武则天称帝后用的第一个年号，从上面这段文字的记载来看，武则天称帝的背后，有“佛授皇权”的舆论操作。一众高僧把武则天附会为弥勒转世，大造舆论，助其承续大统。在称帝之后，武则天把《大云经》颁於天下，令两京与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座，各藏《大云经》一本，由僧升高座讲解。并把佛教的地位置于道教之上。
由上可见，怀义与法明代表的佛教势力已发展成为武周倚重的政治势力，其能量之大，足以影响天下局势。
有了女皇的支持与倚重，这个外来宗教得到了更大发展。但佛教的兴盛不仅仅是万众信仰，而是可以盈利的产业。僧众不纳徭役、免服兵役，僧产不缴租调。
除去寺属田亩的收益、信众的香火、挂靠寺院的私人田产之外，有的寺庙还做起了放高利贷的勾当。唐代的寺庙，实在是靠着官方保护伞，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在这种情况之下，造更大的塑像，建更大的寺院，自然成了那个时代最赚钱的生意。高大庄严的佛像，高居山巅的寺院，正是树立佛教与教徒高妙超凡、高人一等的形象的造像艺术与建筑表达。
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登基。此时全国大中型寺院将近5000座，小型庙宇多达40000余座，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全国寺院占有良田数十万亩，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住持手中。
僧尼们不事劳作，靠着农民耕种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得以迅速膨胀起来，以至达到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
在朝廷内部，有30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国公等一类的显官贵爵，有的甚至被封为将军而参与军机事务，涉及国家军事机密。
这就能够解释在“会昌法难”之前，为什么海通和尚发愿造佛，剑南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韦皋接力续建大佛的原因了。从海通开元元年（713年）动工到韦皋贞元十九年（803年）完工，正处在唐代佛教疯狂扩张的历史时期。
如果连善于治水的大禹、李冰都不能平息水患，造一座佛像就行了？
像海通禅师这种把慈悲为怀挂在嘴上的所谓得道高僧，难道真心为了“减杀水势，普度众生”吗？他只是在倾销那个时代的“民主自由”信仰而已，天花乱坠的佛法之下，浮动的人心与欲望不再从现实的努力中寻求确定的结果，却在现实生活中甘愿接受酷吏与寺院的双重敲剥，自欺欺人地解释为“消业”与“修行”，从精神世界到社会身份都丧失了自我。
信仰的集体切换终于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隋唐实施的科举制实现了相对公平的社会对流，但魏晋以来寺院遍地、佛国比邻的情况随着武周的宗教政策进一步恶化。
信仰危机不仅表现在萧衍、李世民、李纯、武则天为代表的皇室贵族把佛教推崇为公众信仰，鼓励其发展传播。更表现在佛教对道统与百姓信仰的吞噬。宗教信仰天生是排它的，而信仰的传播往往需要借助书籍、宗庙、祭祀、神祇等载体得以实现。与佛教的扩张与兴盛过程相伴的，是对华夏传统经典、宗庙、祭祀、神祇的抹杀与替换。
这正是外来宗教最恐怖与最黑暗的地方，它们在华夏神州的发展史，也是华夏文明的消亡史。
认识到这些，韩愈不是最早，却是唐代最深刻的一个。
韩愈《谏迎佛骨表》：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韩愈《与孟尚书书》且愈不助释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说。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交乱，而圣贤之道不明，则三纲沦而九法斁，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故曰：“能言距杨墨者，皆圣人之徒也。”扬子云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且将数百年，以至于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杀学士，天下遂大乱。及秦灭，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挟书之律，稍求亡书，招学士，经虽少得，尚皆残缺，十亡二三。故学士多老死，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于是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祸出于杨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佛教最大的危害，在于其以心幻妄，以虚灭实。对于个体的人而言，放弃积极有为、改造自然的决心与行动，在梵音冥想、四大皆空中毫不作为。对于国家与民族而言，它在鼓吹虚无的同时，也虚无了人文始祖与文化传承。于寺院资本而言，它借宗教的话术收益丰厚，于人类社会而言，它是文明的黑洞。
这场千年前的颅内战争，华夏民族输得一败涂地，失去的不止是历史与传承，还有现实生命的意义。
无论是“日日新，苟日新，再日新” 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还是“吾日三省吾身”对人作为人的社会思考，都在“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声中堕入虚空了。
倘若天柱再崩，洪水复起。又会有多少宗教信徒执耒荷耜，跟随我们的圣贤英雄们战天斗地？承担责任，守护自己的家园？
在人民军队进藏之前，高原之上，千百年间，人皮做鼓，股骨为槌，头骨为卮，田间劳作仍铁链加身，在宿命轮回的塑造之下，如何挣脱被奴役的命运？那转动的经盘仿佛芸芸众生六道轮回的命运，而又有谁注意到，那转动不休的经盘，掌握在谁的手中？
王夫之《读通鉴论》：夫浮屠之祸人国，岂徒糜金钱、营塔庙、纵游惰、逃赋役已乎，其坏人心、隳治理者，正在疑庄疑释、虚诞无实之淫辞也……浮屠之乱天下而偏四海垂千年，趋之如狂者，唯其纳天下之垢汙而速予之以圣也。苟非无疚于屋漏者，谁能受君子之典型而不舍以就彼哉？淫坊酒肆，佛皆在焉，恶已贯盈，一念消之而无余媿，儒之駮者，窃附之以奔走天下，曰无善无恶良知也。善恶本皆无，而耽酒渔色、罔利逐名者，皆逍遥淌瀁，自命为圣人之徒，亦此物此志焉耳。
对于海通禅师所代表的宗教势力而言，依山而建的大禹像或者李冰像毫无意义，不利于其传教或者营造寺院。在他的世界中，群山皆为佛像、百姓全是信众。如果大禹或者李冰的坐像阻碍他实现目标，那就毁掉他，或者改造他。在一个以佛教为尊的时代，在相继侫佛的节度史主政的时代，有什么不可能的么？改写历史，不也是在创造历史吗？改头换面的石像，不正是改头换面的历史吗？
整个唐朝，上至李世民、李纯、武则天这样的皇帝、下至尚书、节度史这样的高管集体侫佛，庙堂得势、江湖获利。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下，还指望有多少韩愈站出来维护文明道统呢？
一个势力遍布朝野的庞大政治利益集团，在绝对的利益面前，在权力与财富的加持之下，遇神杀神，在群山之中、崖壁之上，刀削斧凿，向无数信众倾销愿望，把能工巧匠收为己用，把世界改造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那些教人钻木取火，终结腥臊生食的人；那些教人建屋筑房、远离风雪的人；那些尝遍百草，教人稼穑五谷的人；那些植桑养蚕，教人穿衣蔽体的人；那些取象天地、秩序万物的人；那些走遍茫茫大地、股无胈,胫无毛，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人，在四大皆空的满天梵音中，被集体遗忘了。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他们奠定了这片河山的轮廓，他们渲染了这个文明的底色，呵护着这个民族的发展繁衍。然而，当邪祟西来，附体滋生，侵蚀文明的肌体，摧残华夏的宗庙与神祇之时。除了韩愈等寥寥数人，还有谁站出来守护文明呢？
这不是礼崩乐坏，这是文明绝户。
洞天福地、山巅江畔，史书经典、教材舞台，若祖先的宗庙无处安置、形象被丑化，祀祭断绝，这是谁的家园，这是谁的文明？
一个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自己是谁的民族，知道自己会走向何处么？
壶中唤天云不开，白昼万里闲凄迷。
如果这个世界再无唤醒的希望，请燃起绝望的烈火，把脚下的这颗石头，熔成一滴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