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与王明
实事求是就是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实事求是很难吗？是的，很难很难。所以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才会写在中央党校的门口，这四个字是鲜红色的，这是血的经验教训铸就的。
面对危急的新冠肺炎疫情，西医说自己没有特效药，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中医全面介入，很快就扭转了局势，无论轻症病人还是危重病人都开始大面积治愈，面对铁一般的事实，就问你中医好不好？这么好的效果你服不服？但凡有一丁点实事求是的精神都得夸赞中医，重视中医，发展中医。
但是事实怎么样呢？各路媒体们极少宣传，西医院士们缄口不言，要不是中央从大年初一开始就天天讲要中医主导，以人民生命安全为重，再加上治疗效果的天壤之别无可辩驳，中医估计又要和当年抗击非典一样大功无人知，还要被人下作地抹黑了。
这个形势像极了当年的第五次反围剿，西医就是王明路线，中医就是毛主席路线。王明的优势就是有共产国际当靠山仗夷树威，他有什么真本事吗？一点都没有，他不但一次胜利也打不出来，还把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白白牺牲在了战场上。王明的本事就是可以做到不给毛主席发指挥证，让毛主席本事再大也只能干瞪眼。
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联合
王明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路线的追随者们，革命经验几乎是一张白纸，他们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
这导致了中国革命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使白区革命力量几乎丧失了100%，苏区根据地也几乎丧失殆尽，30万红军只剩下不到五万人，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
今天西医的教条主义和媚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混淆治病和赚钱的界限，不是把疾病当做最大的敌人，而是把中医当做最大的敌人，抵触和中医的联合。也就是说，不是中医拒绝中西医结合，而是西医拒绝中西医结合。
他们所有的理论和行为都要看西方的脸色，好不好，行不行，都要西方说了算。西医立场越是顽固的地方，疫情越是严重，治愈率越低，尤以武汉为甚。从中医介入后的迅速好转可以推知，武汉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与西医的不作为乱作为脱不了干系。
在军事上推行冒险主义逃跑主义
王明的教条主义，甚至连战场上弯腰躲避子弹都被批，说是不勇敢的表现。在军事上，毛主席批评他们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退却时的逃跑主义从极左到极右，由冒进到投降。
前四次反围剿成功的经验被教条主义者完全抛弃，他们按照教科书上的打法，与龙王比宝，以阵地战对阵地战，导致红军伤亡惨重。他们总结失败时说，蒋介石如何强大，那么反动派什么时候不强大呢?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的兵力已经达到8万有余，但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
今天西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进攻的时候奉行冒险主义和病毒打对攻战，超剂量使用激素，导致病患伤亡惨重，抗击非典中西医结合的成功经验被他们完全抛弃。防御时又奉行保守主义，自己不作为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特效药上。美国的特效药遥遥无期就开始奉行逃跑主义，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他们把失败的教训总结为病毒太过强大，病毒什么时候不强大呢？抗击非典为什么能够打赢呢？中医介入后为什么能够打赢呢？人民军队先后派出3批次40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坚决落实中西医结合的部署，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西医能出来走两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
王明路线喜欢搞自己的宗派主义，搞自己的小团团伙伙，用自己的老部下、老同学、老熟人、老班底。只问同不同意自己的意见，而不问实际的情况和此人实际的工作能力，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恶果多次出现。
虽然他们打的旗号是，为了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实际上却使党逐渐脱离了无产阶级化的方向，背离了毛主席制定的古田会议精神。他们最怕别人夺权，最怕别人触及了他的权威，打死他们都不会认错。他们不会反思自己，不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而毛主席是欢迎批评的，也是敢于自我批评的。
西医的宗派主义和团团伙伙毫不逊色，所有的西医院士都很团结的对中医的功绩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他们干事的时候假大空，抢功的时候稳准狠。他们打的旗号是为了医学更加科学化，实际上却使医学逐渐失去了救死扶伤的职能，背离了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
他们最怕别人夺权，最怕别人触及了他的权威，打死他们都不会认错。他们不会反思自己，不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而中医是欢迎批评的，也是敢于自我批评的。只要能让人民更健康，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商量的，哪怕把功劳都让出去都毫无怨言。
正是对中西医的差异有清醒的认知，更是为了真正保障人民的健康。毛主席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都非常钟爱中医，这应该是英雄惜英雄，亦或是同命相怜吧。让我们看看毛主席是如何谈论中医的。
“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
与西医相比，中医药学的人文属性很突出，它的发展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其有效性为两千多年的中医学实践所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毛主席一生重要的思想土壤，他历来十分重视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
1954年6月5日，毛主席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谈话时，着重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1958年10月，毛主席再次给予中医药充分肯定，他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除中医外，毛主席对中药、针灸、中医典籍也很重视。1954年，毛主席专门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
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
“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上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药的现象有所抬头，“中医不科学”“西医学中医是开倒车、向后看”“中医中药没有科学根据”等思想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药政策的制定，致使大多数中医不符合入职条件，从而引起广大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毛主席对于这种片面甚至错误对待中医药发展的思想和做法产生了警惕，着手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
1954年6月5日，毛主席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谈话时，认为看不起中医药是一种很恶劣的崇洋媚外的思想作风，他指出：“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剃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
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
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
“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1955年4月15日下午，毛主席派汪东兴向针灸专家朱琏传达的指示中又专门谈到他对一段时间以来贯彻对待中医正确政策的认识和思考：“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
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自西医进入中国之后，中医一直被一个关乎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所困扰：中医药学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才能在现代社会中被认可、接纳并取得发展？是按中医内在的学科特点来发展，还是借鉴外部的方法与手段来改造？
毛主席从卫生医疗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取消中西医界限、通过西医学习中医，中医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中西医学密切合作，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发展之路。可惜的是，毛主席走了，一切又回到了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