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应该是一部被误读得面目全非的书，之所以被误读，是因为后世的人大都已经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法家思想。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法家思想，也就不能正确理解商鞅的所作所为，不能正确理解商鞅的所作所为，就会以个人的一些偏见来揣度商鞅，从而对《商君书》得出面目全非的解读。管子阐述什么是道
要想正确理解《商君书》论述的法家思想，首先要理清道家思想、儒家思想、法家思想三者的关系。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在中国文化里分为道家、儒家、法家三种治国思想。很多人会认为道家、儒家、法家是按照时间顺序诞生的，这是不对的。道家、儒家、法家是针对治国中存在的三种情况而采取的三种方法，他们是同时诞生并且是始终同时存在的。
治国中存在的三种情况是什么呢？一是国家没有出现问题，二是国家出现问题但是控制住了问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三是国家出现问题但是没有控制住问题造成了严重后果需要解决问题。国家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做错事情导致了错误的结果，之所以导致了错误的结果，是因为出现了错误的行为，之所以出现了错误的行为，是因为出现了错误的思想。所谓的问题，就是在错误的思想的指导下，出现了错误的行为，从而导致了错误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错误思想比作污染源的话，就可以把治国中存在的三种情况概括为没有污染源的情况、出现污染源但是控制了污染的情况，出现污染源但是没有控制住污染需要进行大规模治理的情况。
如果是没有污染源的情况，最应该做的就是维持现状不要瞎折腾，这就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如果出现了污染源，就要确保不被污染，这就是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如果被污染了，就需要进行治污，这就是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
由于错误思想的出现和传播有一个过程，所以一个国家不可能出现所有人生活中都没有污染源，或者所有人生活中都有污染源而且全都没有被污染，或者所有人生活中都有污染源而且全都被污染了的情况。这三种情况始终是同时存在的，所谓的道家社会、儒家社会、法家社会，只不过是哪一种情况占据了社会的主流从而被打上了相应的标签。
打个比方来说，没有错误思想的人，就不需要告诉他错误思想都有哪些，告诉他反而是污染他害了他，这是道家思想。对于有错误思想的人，就要教育他不要被错误的思想所影响去做坏事，把每个人都培养成君子，这是儒家思想。对于有错误思想还以此为信条去做坏事的人，就要进行惩罚来震慑其他想做坏事的人，这是法家思想。
很显然，刚出生的孩子都是没有错误思想的人，让他们永远接触不到错误思想，是道家思想的应用。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有人接触到了错误思想，就要教育他们不要被错误思想所影响，努力成为一个君子，这是儒家思想的应用。如果有人被错误思想影响，无视礼仪规矩去胡作非为，就要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这是法家思想的应用。所以说，道儒法不是前后的时间关系，而是针对不同情况的不同解决方案。
如果把消除错误思想比作治理污染，法家思想负责消灭存量污染，儒家思想负责杜绝增量污染，道家思想负责保持无污染。在社会治理中，这三种方法是需要针对不同情况同时使用的。如果只用法家思想消灭存量，却不用儒家思想杜绝增量，污染是永远治理不完的。而消灭存量和杜绝增量，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永远没有污染，而维持无污染的状态，需要道家思想。
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是错误思想，什么是正确思想，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评价对错、好坏、善恶，都需要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还必须是唯一的。这个标准如果是人来定，就不可能是唯一的。就好比房价涨了好不好，对已经买了房子的人来说就是涨了好，对还没有买房子的人来说就是涨了不好。由此可知，这个标准不能由人来定，只能由天来定。
对鱼来说，待在水里就是对就是好就是善，跳到岸上来就是错就是坏就是恶，这和鱼自己怎么认为没有关系，因为这是天定的，不以鱼的意志为转移。宇宙万物都是这样，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绕着地球转就是对就是好就是善，如果都认为自己自由意志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结果肯定就是错的、坏的、恶的。
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人应该怎样生活才是好的怎样做事才是对的怎样管理国家才是善的，在天把人造出来的那一刻就规定好了。遵循这个标准就是好的就是对的就是善的，收获的就是好的结果，不遵循这个标准就是错的就是坏的就是恶的，收获的就是坏的结果，这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道德经通篇都在讲这个道理，遵循这个唯一的标准，天把人生成什么样就保持什么样，不要做人为的改变，就永远不会出问题，这才是最好的治国之道。为什么老子认为即便完全按照天来人为模拟一个秩序也不能长久呢？因为凡是人为的东西，都依赖人的能力，而人是会变的，今天有能力不代表明天有能力，这一代人有能力不代表下一代人有能力，人为制造出来的秩序会随着人的改变而改变，从对天的模拟到任性妄为是必然会发生的。
同样的，不是什么规矩都可以成为礼，也不是什么条文都可以成为法，儒家如何制定礼制，法家如何制定法治，都要符合天的设定，这就是为什么儒家和法家都推崇天道的原因。是否符合天道，也是我们区分真儒和假儒、善法和恶法的唯一标准。管理一个国家所要遵循的天道是什么呢？就是以民为本，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思想就是错误思想，在错误思想指导下的错误行为就是任性妄为，是人被错误思想污染后产生的必然结果。当儒家的说教不能阻止这种污染的扩散的时候，就需要法家用严刑峻法来解决社会危机。商鞅批判儒家，并不是批判儒家思想本身，而是批判儒家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用老方法对待新问题，造成危机久拖不决并且愈演愈烈。
法家思想的应用本来只是针对极少数犯罪分子的，在社会风气普遍淳朴的时代并不被大多数世人所了解。法家思想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的背景是私心泛滥，人们普遍地不再自觉遵守已有的礼仪规范，而是通过损人利己获取不正当利益，这就需要更具强制性特点的法家思想来震慑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沿着道家、儒家、法家这个脉络发展，所展示的就是人心从“没有私心”到“有私心但是能自律”再到“有私心却不能自律”的过程。这里说的不能有私心，不是说不能有个人的正当利益，而是不能损公肥私。
社会之所以“没有私心”，是因为人人都天真自然，没有霸占别人劳动成果的想法，这与当时人口少而物质充足有关。没有争，也就是没有私，人们统一遵循的是唯一的天道法则，这时候的秩序就是最好的秩序，什么都不干涉就是最好的，这就是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而治”。
社会之所以“有私心能自律”，是因为人已经不再天真自然，有了害人之心，这与人口增多而物质匮乏但还不怎么影响生存有关。良好的秩序需要用“礼”来约束人们的害人之心，这时候的人还能够自觉地守礼，只需要进行教化就能做到人人守礼，不需要通过暴力手段去强制，这就是儒家的“以礼治国”。这时候人人守礼的良好秩序是人自觉压制内心躁动的结果，和没有内心躁动的天真淳朴是不一样的。
社会之所以“有私心却不能自律”，是人压制不住内心躁动的结果，不但有了害人之心，还把害人付诸于行动，这与物质匮乏到无法满足所有人的生存有关。这里所说的无法满足生存，更多的是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这时候的人已经失去了维护社会秩序的自觉性，需要暴力手段的镇压才能收敛害人之心，这就是法家的“依法治国”。管理社会的主流思想演变的深层原因是人的变化，是人的心性从天真淳朴演变为虚伪机巧的结果。
道家的“道”是自然而然的天伦秩序，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都是人为发明的社会秩序，儒家和法家的区别在于是自觉遵守社会秩序还是被迫遵守社会秩序。在儒家思想主导的社会中，衣冠不整、言语不当都会让人羞愧难当，甚至被社会所不容，而在法家思想所主导的社会中，人们普遍失去了这种自觉性，用国家机器借助暴力机构来镇压为恶者，从隐形走向了前台。
由此可见，要想让“善者得其佑，恶者受其诛”，需要对法家思想有正确的理解和应用，让国家机器掌控在守护社会秩序的一方手中，对破坏社会秩序的一方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只有正确理解和应用法家思想，才能让一个国家成功走出危机走向富强。正如对法家思想贯彻最彻底的秦国，最终消灭了六国实现了大一统。
秦国的强大离不开商鞅的顶层设计，是商鞅为秦国奠定了越来越强大的制度基础。商鞅全面贯彻法家思想，实现了“善者得其佑，恶者受其诛”，让想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人处处碰壁无法得逞，让辛勤劳动拼死作战的人名利双收门庭显耀。也正因为如此，商鞅变法触动了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于是有人说商鞅残暴，这些人大多是想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人，这样的人，从来不会站在维护社会公平秩序的立场上去理解商鞅。
评价任何一个人，都离不开立场。身为官员，如果想通过贪污腐败当人上人，一定会恨不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可以随意压迫剥削老百姓的民不聊生的社会；身为百姓，如果想劳动致富过安稳日子，一定会痛恨一个贪官横行巧取豪夺而民不聊生的社会。有人评价说商鞅残暴，那么他应该说清楚商鞅究竟是对谁残暴。
如果商鞅对老百姓残暴让秦国民不聊生，那么秦国为什么成为了战国最强大的国家，实现了大一统？民不聊生的国家难道不是应该逐渐衰弱走向灭亡吗？那时候，为秦国当间谍的六国人很多，但是为六国当间谍的秦国人却很少，从这一史实去判断就能知道，秦国不可能是一个民不聊生的国家，否则秦国老百姓就都去当他国的间谍了，怎么可能还去为秦国拼死作战？
商鞅打击了不劳而获和投机取巧的人，在秦国建立了只有靠生产劳动的贡献和血战沙场的战功才能走上人生巅峰的制度。在这样的社会中，田地里的劳动模范和战场上的英雄模范才是社会推崇的榜样，这两条道路才是收获名利的坦途，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不强大？
但是这样的社会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毕竟投机取巧不劳而获已经成为了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梦想。通过劳动和战功名利双收的人不会感激商鞅，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得到的都是他们应得的，虽然他们得到的一切都来自于商鞅顶层设计的法治保障，但这种间接的利益保障并不能让人有直接的感受。而那些假公济私让人不劳而获的人，才会被人感激，因为他们让人得到的都是本来不应得的，这种直接的利益输送反而更能被人感受到。
人们是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得到自己应得的，还是希望靠别人的提携、关照得到自己不应得的呢？恐怕大多数人希望的是后者。这是商鞅的悲哀，更是人性的悲哀，真正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为亲友谋私不计个人安危的人，却成为了不受大多数人欢迎的人。
权贵阶层要想妖魔化商鞅这样的人太容易了，只需要给人们一点小恩小惠，让他们得到本不该得到的东西，然后告诉他们商鞅这样的人是冷酷无情的，大多数人就会被收买，掉进圈套里反对商鞅，所以商鞅推行法治的结局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打倒了维护公平正义的人，社会还会存在公平正义吗？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还会存在公平进步吗？
战国时代是武力主导的弱肉强食的乱世，商鞅的法家思想就是治理乱世的一剂猛药，也只有商鞅推行法治塑造的秦国模式才能真正治理好战国乱世。任何对投机取巧、不劳而获思想的妥协和纵容，都会让看似严密的法律体系形同虚设，因为法治需要人去执行，没有良好的人治，就没有良好的法治。
还原商鞅法家思想的真实面貌，清理掉那些泼在商鞅身上的污水，可以让我们从中一窥中国古代先进的法治思想，对我们理解当下“依法治国”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会大有裨益。更可以让我们深入理解，为什么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