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梦想当皇帝，他们认为只要坐上了皇帝的位置就万事大吉了，自己只需要发号施令别人就会无条件服从，这就是对政治的极度无知。皇帝是非常危险的职业，搞不好就是九族尽灭的结局。因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君主手中的权力不知道有多少权臣悍将在觊觎着，只要制衡不了这些人，他们随时会灭了皇帝一族取而代之。还有更幼稚的，认为当了皇帝就可以花天酒地沉迷女色了，这种用物质和女色就能轻易拿下的人，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就是跑龙套的角色，能活过几个镜头全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会管理庄稼，才能当农民，会管理牛羊，才能当牧民，会管理花草，才能当花匠，同样的，会管理人，才能当君主。不把庄稼研究透，就当不好农民，不把牛羊研究透，就当不好牧民，不把花草研究透，就当不好花匠，不把人研究透，就当不好君主。帝王之学是一门单独的学问，这门学问里有很多不可违背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必须心系黎民苍生。心里只有自己的奢侈享受而没有百姓的民生疾苦的君主，下场都不怎么好，这一代能逃过，后代也逃不过。
君臣这一章，讲的就是国家为什么需要君主，需要什么样的君主，以及应该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君主。君主的物质待遇已经得到了充足的保障，可以有充裕的时间精力去考虑怎么经营一个国家，让天下老百姓都过上太平幸福的好日子。如果连守护江山永固的想法都没有，反而对天下最高的物质待遇还不满足，欲壑难填总想着过把瘾就死，这样没有追求的君主，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又怎么可能不被权臣悍将任意蹂躏？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
古时候没有君臣上下的时候，人民纷乱无序无人管理。所以圣人划分贵贱，制定爵位，建立名号来区别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由于国土广阔，人民众多，物产丰富，所以分设五官来管理。人民众多难免会有人做坏事，所以创立法治制定行为标准来杜绝奸邪产生。所以有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五官的分职、法律的限制，制定这些原则的时候不能不慎重。
一辆汽车之所以可以正常运转，是因为所有的零部件都待在自己的位置上，轮胎就适合当轮胎，如果羡慕嫉妒发动机甚至取而代之，这个汽车就跑不起来了。社会就类似于汽车，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零部件，有的适合当发动机，有的适合当轮胎，必须让合适的人待在合适的位置上。
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目的都是为了让合适的人待在合适的位置上，杜绝把轮胎当发动机用或者把发动机当轮胎用这种事情发生，社会机器才会良好地运转。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就要公平对待每一个零部件，也就是共同富裕。如果资源过于向一部分零部件倾斜，甚至把汽油加给水箱而不是加给油箱，无论多得的还是少得的，所有零部件就会出问题，整部汽车也就趴窝了。
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以治。
处在君主的位置上而命令得不到贯彻执行，那就危险了；这就好比，司机往左打方向盘汽车却往右拐，汽车不服从司机，那么肯定就危险了。五官已经分职，却没有常规，那就乱套了；这就好比汽车所有的零部件都分工好了，但是零部件却不坚决按照自己的分工行事，轮胎老想往发动机舱跑，方向盘老想往后备箱跑，那肯定乱套了。
针对这些不服从命令，老是按自己的想法胡乱行事的，就要制定刑罚来惩罚，让他们老老实实待在自己该待的位置上。法度已经建立，而私惠风行，那么人民就不惧怕刑罚了。这就好比，各个零部件随便到处乱窜，一会当这个，一会当那个，却受不到惩罚，那么就没人把刑罚当回事了，这种风气就会蔓延。
只有国君拥有崇高的地位，法令才能得到贯彻执行；官吏清明，政事才有常规；法度分明，人民才惧怕刑罚。法度不明，而要求人民服从法令，那是不可能的。民众不服从法令而希望国君有崇高的地位，即使国君有尧舜那样的智慧，也是派不上用场的。
有钱为富，有德为贵，有道为尊，君尊来自于对为国为民的君之道的践行，令行来自于对公平公正的法治的践行，做到了这两点就得到了百姓的拥护，自然就会令出必行。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还想让百姓服从法治，这是不可能的。百姓不服从命令，君主纵有天大的本事，也管理不好国家。百姓服从命令，君主却分配不好财富造成两极分化，这个国家也不可能好。
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农不离廛者，足以养二亲，治军事。故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
明君治理天下，遵照法度来处理政事，按照功劳行赏。凡是人民奋勇作战，不畏死亡的，是为了求得爵禄。明君治理国家，战士有斩得敌首、捉得俘虏的功劳，一定让他的爵位足以荣耀，俸禄足够生活所需。农民不离开乡村，足够奉养双亲、供给军需。因此士兵才肯殊死战斗，农民才不惰怠。
廛，古代指一户人家所住的房屋。农民为什么能安心待在家乡而不是背井离乡呢？因为在家乡的收入就能满足生活所需，如果在家乡的收入连父母都养活不了，他们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又怎么行呢？都背井离乡又怎么可能不耽误农业生产呢？关键时刻又怎么可能不影响军队战斗力呢？
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誉。故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臣闻：道民之门，在上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与。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
今天的国君却不是这样，他们抛开法度而以个人的智慧治国，舍弃功劳而以人的名气声誉封赐。法度已经规定了什么情况下可以得到什么爵禄，但就是不执行，而是个人想给谁就给谁，想怎么给就怎么给，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全凭个人一念之想，毫无规矩可言，这是现在很多君主的做派。
所以军士不肯作战而农民背井离乡。我听说管理百姓的关键在于国君的倡导。农民，可以使他们务农作战，也可以使他们游走求官，还可以使他们致力于空谈学问。这些都在于国君在倡导他们做什么。国君依照战功行赏，人民就奋勇作战；国君依照人民所读诗书赐予爵禄，人民就致力于学问。人民趋利而行，好比水向低处流一样，其他无利可图的地方是不会选择的。
一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取决于百姓日常的言行，百姓日常的言行取决于怎么做能让自己得到好处，怎么做才能得到好处取决于君主在倡导什么，君主在倡导什么取决于君主把好处给了什么样的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是这个意思。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如果坑蒙拐骗能得到好处，老老实实做人却要吃亏，那么所有人都会倾向于去坑蒙拐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社会风气就像一面镜子，它是什么样的，折射出来的是国家的管理者是什么样的。好人不可能把社会风气管坏，坏人也不可能把社会风气管好。
民徒可以得利而为之者，上与之也。瞋目扼腕而语勇者得，垂衣裳而谈说者得，迟日旷久积劳私门者得——尊向三者，无功而皆可以得，民去农战而为之，或谈议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请之，或以勇争之。故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则国乱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释法制而任名誉也。
人民可以获利而且喜欢去做的事，取决于百姓做什么事君主给予奖赏。凭瞪眼睛、撸胳膊而表现勇武的人获利，什么也不干而只知高谈阔论的人得利，常年累月依附权贵的人得利。尊崇以上三种人，他们没有实际功劳而得到好处，那么，人民就要放弃农战而搞这些事情了。
瞋目扼腕而语勇者得，就是用嘴来表现勇敢。垂衣裳而谈说者得，就是用嘴来表现治国能力。迟日旷久积劳私门者得，就是用嘴来表现忠诚。一切都建立在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上，他们只是一群演技精湛的演员，不可能在实际工作中完成他们吹嘘的蓝图。
垂衣裳，意思是定衣服之制，示天下以礼，后用以称颂帝王无为而治。连暴力强制的法都不遵守的人，用自觉遵守的礼来管理怎么可能管好呢？百姓或者用空谈去求得爵禄，或者依附权贵而乞求好处，或者用悍勇去争得利益。所以从事农战的人民日益减少，而游荡吃闲饭的人越来越多。
如果占据重要岗位的人都是一群用嘴来表现勇敢，用嘴来表现能力，用嘴来表现忠诚的人，那么就会国家混乱，国土割削，兵力弱而国君地位卑微。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国君抛开法度不任用有实际功劳的人，而任用靠空谈得来虚名的人。
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所以，明主施行法度一定要小心翼翼，不合法度的言论不听，不合法度的行为不推崇，不合法度的事情不做。言论合乎法度，就听从；行为合乎法度，就推崇；事情合乎法度，就去做。所以国家政治清明，国土扩大，兵力强大，国君地位崇高。这就是管理国家的最高境界，做国君的不能不加以明辨呀。
也就是说，把法度作为全社会唯一的标准去衡量每一个人，不能有双重标准。有的人犯法了就受到处罚，有的人犯法了就不受到处罚，一样的错误，有的人处罚得重，有的人处罚得轻，这就是双重标准。法治社会之所以难建立，就是因为奉行双重标准的人太多了。他们都是想让别人守法，自己却可以不守法。
如果君主这样想，整个国家就会从上到下开始输出混乱的秩序，如果君主以身作则，整个国家才会从上到下开始输出太平的秩序。一个组织的秩序，取决于组织的领导者在输出什么样的秩序，没有组织的领导者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组织，这也是很无奈的一件事，除了君子以自强不息，没有别的路可走。那些跟着西方的指挥棒妖魔化君主制的，是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西方，更不了解人，他们对如何管理人的群居处于想当然的状态，只会被现实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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