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讲的都是法治社会的顶层设计问题，顶层设计最重要的几个原则就是立法、普法、行法、执法环节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问题。这几个环节事关法律为谁的利益服务的问题，怎么保证法律简洁易懂深入人心的问题，怎么让违法犯罪及时被发现和惩处的问题。
如果顶层设计违背了必须遵循的大原则，那么法治的大网就会漏洞百出沦为无用的摆设。画策这一章就是具体地讲顶层设计中需要注意的重大原则问题，并且一针见血地解释了为什么法治会在很多时候落实不下去以及儒生单纯用儒家思想治国的局限性。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黄帝之世，不麛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过去昊英氏统治的时代，靠砍伐树木捕杀野兽，当时民众少而树、野兽多。黄帝的时候，不让人们捕杀幼小的野兽，不让人们吃鸟蛋，官吏没有供自己使唤的奴仆，死了不能用棺材埋葬。昊英、黄帝做的事不一样，却都称王于天下，这是因为时代不同。神农时，男人耕种而使人人有饭吃，女人织布让人们有衣裳穿；不使用刑法和政令而天下安定，不用军队就能称王天下。
昊英氏是中国传说中的古代部落首领，昊英氏是大伏羲氏族的一个重要支脉，主要居住在今洛阳市以西黄河以南的渑池县境内，其活动中心在英豪镇。当时的社会性质是公有制，帝王和普通的平民一样，没有奢华的宫殿，也没有王妃宫女，更没有私人财产，他们和普通的族民一样，死后也是极为简陋的坟墓。
那时候的人基本上就是正版的样子，是天地把人造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人都很淳朴，人为修改的盗版痕迹很少。因为人都是正版的，所以思想是高度统一的，也就不会有矛盾冲突，安居乐业是常态，社会不用刑政也能管理的很好，不需要暴力也能称王。
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义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神农死后，人们开始以强凌弱，以多欺少。因此黄帝制定了关于君臣和上下级之间的道德准则，父子、兄弟间的礼仪，夫妻之间的婚配原则。对内使用刑罚，对外用军队征伐，同样是因为时代变了。由此看来神农并不是比黄帝高明，可是他的名声却更尊贵，这是因为他顺应了时代变化。
神农死后出现了以强凌弱以多欺少的现象，这是由于天文周期的变化造成了气候变化，气候变化造成了食物减少，食物不足造成了生存危机，生存危机造成了人不正当使用智慧，不正当使用智慧就是不劳而获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霸占和反霸占的斗争形成了，于是刑罚和战争就出现了。
不是说神农的管理水平比黄帝高，而是神农所处的时代的现实条件可以让他刑政不用甲兵不起，而黄帝所处时代现实条件的变化不由得他不去用刑政起甲兵来恢复太平。因此用战争消灭战争，虽然进行战争也是可以的；用杀戮消除杀戮，虽然杀人也是可以的；用刑罚消灭刑罚，虽然刑罚严酷也是可以的。
战争、杀戮、刑罚，对坏人来说就是侵略的工具，对好人来说，就是反侵略的工具，这个工具发挥好的作用还是发挥坏的作用，要看这个工具掌握在谁的手里。这个工具本身是没有好与坏的属性的，只有使用这个工具的人有好坏的属性，然后通过人赋予了工具的好坏属性。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
过去能控制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能够战胜强敌的人，也一定是首先胜过他的民众的人。能为天下立规矩的人肯定是先让自己管理下的百姓守规矩，能够战胜外部强大的敌人，肯定是先战胜内部的百姓。也就是说，管理人之前，需要让人先服从，这样才能把百姓组织起来。
因此战胜民众的根本在于让百姓守规矩，就像用金属冶炼各种器具，用泥土制作各种陶器一样，得让金属和泥土听从命令，让它们变成什么样就能变成什么样。金属和泥土在工匠手里的表现就好比百姓在君主手里的表现，必须是上面说什么下面就做什么才行。
守规矩这个根本如果不坚固，民众就像飞鸟和野兽一样毫无组织性和纪律性，还有谁能控制他们呢？治理民众的根本是法治。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是用法律来堵塞民众的不服从，百姓都服从法令，有了组织性和纪律性，那么名声和土地就都增加了。
名尊地广，以至王者，何故？战胜者也。名卑地削，以至于亡者，何故？战罢者也。不胜而王、不败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能壹民于战者，民勇；不能壹民于战者，民不勇，圣王见王之致于兵也，故举国而责之于兵。
君主的名声尊贵、土地广阔，最后称王天下，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总打胜仗。名望低微，土地面积减少，甚至最后灭亡，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总是打败仗。打仗不胜而称王天下，打仗失败而不灭亡的国家，自古至今也未曾有过。
民众作战勇敢，打仗就会获胜；民众作战不勇敢，就会失败。能让民众专心作战的君主，民众打仗就勇敢；不能使民众专心作战的君主，民众打仗就不勇敢。圣明的君主看见称王天下的功业只能在打仗中获得，所以要求全国的民众集中力量打仗。
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侵略战争打响的时候，反侵略战争也就同时打响了。当社会的现实条件是只有暴力取胜了之后才能输出自己的意志，那么无论是想抢劫别人还是反抗别人的抢劫，都要打赢了战争才能实现。要想不再看到战争，不是反战，而是要通过战争把所有的战争贩子消灭掉。
入其国，观其治，兵用者强。奚以知民之见用者也？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史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生。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走进一个国家，观察这个国家的治理情况，打仗的时候都效命国家就强大。怎么才能知道民众愿意为国效命呢？那就是民众看见打仗，就像饥饿的狼看见了肉一样去踊跃参军，那么民众就是效命了。这不禁让人想到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战士踊跃参军保家卫国的壮观场面。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第一次对外战争，自战争爆发后，后方的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最直接的就是报名参军。地处南方的浙江省，当时人口还只有2000万，报名参军的就有100余万人。然而部队的选拔标准极其严格，最后通过选拔加入志愿军的仅有3万余人。没有通过选拔的人非常沮丧，他们都抱怨说，这比挑女婿都严啊！
战争，都是百姓所厌恶的，能够使百姓乐于去作战的，就是王者。为什么百姓视死如归踊跃参战呢？因为这是反击侵略的战争，这是保卫和平的战争，只有打赢了战争，才能免受敌人的欺压和奴役。而中国人被欺压奴役得太久了，不让惨痛的历史重演是所有人信念。
太平的太久了，很多人已经忘记了历史，而敌人，从未忘记欺压奴役中国人的快感，他们一直在为此努力。所以他们动用媒体力量给中国人洗脑，让中国人追随着敌人的指挥棒转，以敌人的视角来评价先辈的流血牺牲，把先辈们的流血牺牲污名化。如果中国人失去了血性，那么距离重新被欺压奴役的日子就不远了。
强大国家的民众，父亲送他的儿子去当兵，哥哥送他的弟弟去当兵，妻子送丈夫去当兵，他们都说：‘不获胜就不要回来！’又说：‘不遵守法律，违抗了命令，你死，我也得死，乡里会治我们的罪，军队中没有机会逃，就是跑回家，我们要搬迁也没有地方可去。’
军队的管理办法是将五个人编成一伍，实行连坐，用标记来区分他们，用军令来束缚他们。让逃走的人没处去，败退的人活不成。所以三军的将士听从军令就像流水一样，战死也不后退。”组织性和纪律性是胜利的保障，实现组织性和纪律性，需要有严格的军法。
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奸邪、盗贼者，刑轻也，刑轻者，不得诛也；必得者，刑者众也。
国家治理混乱，不是因为它的法度混乱，也不是因为法度被废弃不用。很多时候，一个国家也制定了比较好的法律体系，也把这个法律体系向民众发布了，但是为什么国家依然会混乱，好像那些制定好了的法律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呢？
那是因为国家都有法律，但却没有使法律一定得到贯彻推行的办法。国家虽然有禁止奸邪，对盗贼处以刑罚的法律，但却没有使奸邪、盗贼一定能被捕获的办法。法律制定出来是一回事，向民众颁布了是一回事，民众都去遵守这些法律则是另一回事。
作邪恶之事、偷盗的人要处死刑，可是犯奸、偷盗的现象却不断发生，这是由于做了坏事不一定能被抓住，这就会让胆大妄为的人存在侥幸心理去犯法。一定能抓住却仍有邪恶偷盗的事发生，这是因为刑罚轻的原因。明知道一定会被抓住，但是由于刑罚轻，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人们也会铤而走险。
刑罚轻的结果就是不能杀掉罪犯，犯罪收益相比刑罚还挺合算，那么犯罪就会屡禁不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分子全部都落网了，那么受刑罚的人就会非常多，监狱里估计就要人满为患了。
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赏善之不可也，犹赏不盗。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
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处罚不守法的人，不奖赏守法的民众，因此，不用刑罚民众也守法。不用刑罚民众就能守法是因为刑罚非常重。刑罚非常重，民众就不敢触犯法律，因此也就没有刑罚；民众没有都不敢做不该做的事，这是全国的民众都守法。
守法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所以守法不在奖赏之列。犯法是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做的，所以犯法要用刑罚来处罚。怎么才能不让百姓受到刑罚，百姓还都能守法呢？那就是轻罪重罚。很小的错误就会接受很严重的处罚，那么就没有人去犯法了，没有人犯法，也就没有人受到刑罚了。因此，不奖赏守法的民众而民众都守法。
不可以奖赏守法的人，因为奖赏守法的人就像奖赏不偷盗的人一样。守法还得奖赏的话，是不是没有奖赏就可以不守法了？这就好比孩子不偷东西就给奖赏，是不是不给奖赏就可以偷东西了？做了该做的事给奖励就相当于把该做的事变成了可以不做的事了。
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像跖一样的人变得诚实可信，而何况像伯夷这样的人呢？跖就是盗跖，历史上有名的大盗。不会治理国家的人，即使是像伯夷一样的高洁之士也可疑，更何况盗跖了？假如形势使人不能做坏事，即使是盗跖一样的人也可以信赖；假如形势能让人做坏事，即使是伯夷一样的高洁的人也可疑。
这个势，就是让人不得不为的法。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如果法律导向的是做坏事非常不合算，那么人们就会选择遵纪守法不做坏事。如果法律导向的事做坏事非常合算，那么人们就会选择违法乱纪去做坏事。一个好的社会能让鬼变成人，一个坏的社会能让人变成鬼，表达的相同的意思，关键就在一个势。
国或重治，或重乱。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法可在贤，则法在下，不肖不敢为非，是谓重治。不明主在上，所举必不肖，国无明法，不肖者敢为非，是谓重乱。兵或重强。或重弱，民固欲战，又不得不战，是谓重强。同固不欲战，又得无战，是谓重弱。
国家要么治理得越来越好，要么治理得越来越乱。英明的君主处在国君的地位上，他所选用的人一定有贤德的才能，那么法令便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法令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那么法度就能在下面实行，不贤德的人就不敢做坏事，这就叫治理得越来越好。
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法律都不能脱离人去自动运行，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去执行的，所以人永远是决定因素。人变了法就会跟着人的变化而变化，所以选人用人是最重要的事情。英明的领导才能选拔出优秀的干部，公正地法律掌握在优秀的干部手里，才会得到公正地落实，国家才会越来越太平安定。
不英明的君主处在国君的位置上，它所选用的一定都是不肖之徒，国家就不会有严明的法令，不肖之徒的人就敢做坏事，这就叫治理得越来越乱。组织的领导者的水平决定组织的整体水平，很难想象一个傻子能够分辨出谁是聪明人，所以领导的能力就是他所领导的组织的能力天花板。
很多人跟着西方的鼓噪，非常迷信制度，他们忽略的一点就是，好的制度是谁制定出来的，是谁拍板颁布的，是谁推动执行的，这里的每一步都需要优秀的领导者才能完成。那些迷信制度的人，大概是认为制度是从天上自己掉下来的，然后自己跳到民众的脑子里，民众自动开始执行的。
和国家一样，军队也是要么越来越强，要么越来越弱。百姓本来就想打仗，不想打也不行，这就是越来越强。百姓本来就不想打仗，想不打就能不打，这就叫越来越弱。想不想打都得打和想不想打都能不打，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有没有法的制约之势。
明主不滥富贵其臣。所谓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谓贵者，非爵位官职也？废法作私爵禄之，富贵。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过人也。然民虽有圣知，弗敢我谋；勇力，弗敢我杀；虽众，不敢胜其主；虽民至亿万之数，县重赏而民不敢争，行罚而民不敢怨者，法也。
英明的君主不能不加以选择地使他的臣子们富贵。所说的富，不就是粮食珠玉吗？所说的贵，不就是爵位官职吗？废弃法律变成个人做主，赐给臣子爵位和俸禄，让臣子们富贵。很多人对权力的认知都停留在这个层面，认为权力就是任性，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特别是现在的资本家们，这种想法更是深入骨髓。这样理解权力会带来什么恶果呢？
一般说来，君主的品德行为不是高于所有的人，智慧也不是都能超出所有的人，勇敢力量也不是超出所有的人。我们最熟知的例子就是刘邦曾经说过的话，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谋策不如张良，治国不如萧何，打仗不如韩信，为什么刘邦成为了君主呢？民众即使有不寻常的智慧，也不敢谋求君主的地位；有勇敢和力量，也不敢弑杀君主；即使民众人数多，也不敢凌驾在他的君主之上；即使民众的人数达到亿万人的数目，君主摆出优厚的奖赏而民众也不敢争抢，实行刑罚而民众也不敢怨恨，这是因为有了法度。
那么多的能人为什么要服从一个能力不如自己的人呢？为什么君主的赏赐没人敢随便去抢呢？为什么君主的刑罚没人敢怨恨呢？就是因为这个社会需要秩序，建立秩序需要法度，君主就是这个代表法度的人。如果君主带头破坏了法度，那么君主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这是君主之所以亡国的根本原因。
君主带头破坏了法度，那么民众有不寻常的智慧，就会谋求君主的地位；有勇敢和力量，就敢弑杀君主；人数多，就敢凌驾在他的君主之上；君主的财富就会被争抢，君主的刑罚就会被怨恨，整个国家都没有了规矩，君主也就失去了地位，沦为任人宰割的牛羊。
国乱者，民多私义；兵弱者，民多私勇。则削国之所以取爵禄者多涂；亡国之欲，贱爵轻禄。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
国家混乱，是由于民众的义气都用来谋私；军队的力量弱，是因为民众的勇敢都用来谋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狭隘的义和勇，这样的义就是能占到好处就包庇亲友违法犯罪的义，这样的勇就是为了争抢一个车位敢于打破头的勇，当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需要他们站出来的时候他们却不义不勇。
在实力削弱的国家获取爵位俸禄的途径就有许多，因为太容易的得到，所以民众看不起爵位轻视俸禄，结果就是挥霍无度，这是亡国之欲。不劳动就有饭吃，不打仗就有荣誉，没有爵位照样尊贵，没有俸禄照样富有，没有官职照样威风，这就叫做奸民。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历史和现实，看看风光无限的是不是大都是奸民，这就是社会为什么让百姓感到压抑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一直动荡曲折的原因。不劳而获的人穷奢极欲，劳而无获的人忍饥挨饿，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图景，也是资本主义无法治愈的社会癌症。
资本主义一点都不新鲜，也不代表先进，资本主义代表极度的自私自利，钱生钱，利滚利，极限压榨下的不劳而获，是除了钱什么都可以不要的主义，什么礼义廉耻仁义道德国法家规，统统都可以抛弃。中国自古以来就打压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因为看透了资本主义的危害。
所谓“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欲无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独为非，而莫与人为非。所谓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饮食有节，则出寡矣。女事尽于内，男事尽于外，则入多矣。
所说的“善于治国的君主身边没有忠臣，慈爱的父亲身边没有孝顺的儿子”，这是因为英明的君主不想听好听的恭维话，都使用法律使大臣互相监督，用命令让大臣互相纠正。没有奸臣也就没有所谓忠臣，没有不孝子也就没有所谓孝子，所以说，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
把法律当做唯一的准绳，那么所有人就都有了参考的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只要遵纪守法的就都是忠臣，而不是说取悦了君主个人的喜好就是忠臣。有了法律作为统一的言行标准，大家就会互相监督指正，这就是欲无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
这样的话，臣民们就不能单独做坏事，也不能同别人一块做坏事。所说的富有，是进的多出的少。穿衣有限制，吃的喝的都有节制，那么支出的就少。妇女在家中尽量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男人在外面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那么收入就多。
在公法与私情之间，人们大都选择私情，很多君主也把毁公法徇私情的大臣视为忠臣，这种为了满足个人私欲的短视最终会毁灭一切。商鞅认为，人应该节制自己的欲望才是真正的富有。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开源节流量入为出年年有余。
所谓明者，无所不见，则群臣不敢为奸，百姓不敢为非。是以人主处匡床之上，听丝竹之声，而天下治。所谓明者，使众不得不为。所谓强者，天下胜。天下胜，是故合力。是以勇强不敢为暴，圣知不敢为诈而虚用；兼天下之众，莫敢不为其所好而辟其所恶。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说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
所说的明主，是指君主没有什么地方看不到，那么群臣就不敢做违法的事，民众就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君主坐在安适的床上，听着弦管乐器奏出的乐曲，而天下便治理好了。怎么才能无所不知呢？臣民无所不用才能无所不知，怎么才能无所不用呢？必须用法律把人都组织起来。
所说的明主，能使民众不得不按法令去做事。所说的强者，能使天下人都服从，因此才能凝聚天下人的力量。所以强悍的人不敢暴乱，圣明聪慧的人不敢做欺诈的事情，并凭借空谈被君主选用；拥有全天下的人，没有谁敢不做君主所喜欢的事，而回避君主所讨厌的。
这里说的君主的好恶可不是君主私人的好恶，而是对维护法治的好恶。君主喜欢什么呢？喜欢臣民遵纪守法。君主不喜欢什么呢？不喜欢臣民违法乱纪。让臣民遵纪守法，君主就必须带头遵纪守法。一个连自己都管理不好的人是不可能管理好别人的，更何况是管理天下的君主。
所说强者，能使有勇力的人不得不为他所用。为什么想被用也被用不想被用也被用呢？就是上一章讲的一赏一刑一教。他志向远大，天下的人都会受益；他志向平庸，天下的人也会高兴。也就是说，只有好和更好的区别，不会存在坏的选项。
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天下，天下的人就会抛弃他；让自己服务于天下，才能得到天下。想得到天下，得先管理好自己；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得先能战胜自己。连自己都管理不好的人，怎么管理天下呢？连自己的私欲都战胜不了的人，怎么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呢？
现在的人普遍做不到自得和自胜，他们往往宽以待己，严于律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却希望别人都去做到，言行处处都在体现双重标准，别人都能做到的事自己却做不到，怎么可能战胜别人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拥护呢？得不到别人的拥护怎么可能拥有天下呢？
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是以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从。黄鹄之飞，一举千里，有必飞之备也；丽丽、巨巨，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势也；虎、豹、熊、罴，鸷而无敌，有必胜之理也。圣人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
圣人懂得必然的道理，做事必定顺应时代发展的形势，因此施行的治国措施都是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的措施，打仗使用的是一定勇敢的民众，下达的是民众一定能听从的命令。所以军队出发打仗，便会无敌于天下，君主的命令一下达，天下便会服从。
懂得必然的道理而不是拍脑门子做决策，是把国家管理好的基础。懂得了必然的道理，然后坚定地按照必然的道理去做，那么成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根本不费什么力气，商君书讲的就是必然的道理。但是有人就是不相信必然的道理，总想去河里找石头瞎摸索，失败也就是必然的。
黄鹄飞翔，一飞便是上千里，这是因为它具备一定能飞行千里的翅膀。丽丽、巨巨这样的良马能一天跑一千里远，这是因为它们具备一天能奔跑一千里的本领。虎、豹、熊、罴，生性凶残而无敌于天下，是因为它们有一定能战胜其他野兽的道理。
圣人能发现天地创生人的时候就已经定好了的政治准则，明白社会一定那样发展的规律，所以他统治民众，就像利用高低的地势控制水流一样，又像用干和湿来控制火的燃灭一样。水从高处往低处流是必然之理，干的易燃，湿的不易燃，这也是必然之理。
必然之理的好处是利用天地之力，不费力零成本，是无风险可持续的。如果让水从低处往高处流，就不是必然之理，也不是不能做到，而是要依靠源源不断的外力辅助，一旦外力停止，水也就停止了，这是利用人之力，费力多成本高，是有风险不可持续的。
管理国家也是这样，有高成本不可持续的方式，也有零成本可持续的方式。零成本可持续的方式就是天地创生人的时候就已经定好了的规则，这是利用的天地之力。高成本不可持续的方式是人按照自己的主观认知人为发明的规则，这是利用的人之力。
人定胜天里的这个定，是安定下来不再胡思乱想的意思，放弃所有的主观想法，认识天地的客观规律，这样才能以天胜天，利用天地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人不定，总是摸着石头过河，拍脑门子做决策，想一出是一出，怎么可能把事情干好呢？
让所有人定下来，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自己得定下来，还得有能力让别人定下来，这样才算是具备了当领导的能力，如果是能够让天下的人定下来，那么就具备了当君主的能力。不但能让自己过上好日子，还能让别人过上好日子，这是成为领导的前提。
故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你自己本事再大，但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或者想顾别人但顾不上只能顾自己，对别人来说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商鞅为什么看不起空谈的儒生的原因，因为空谈的儒生所说的仁义，只能用于孤芳自赏，改变不了社会。也就是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
你自己再怎么仁义，但是没能力让别人和你一样仁义，怎么可能管理好国家呢？社会上不仁不义的人那么多，急需有人能够改变这些人，但是空谈的儒生只是自己具备仁义的个人素质，却没有让别人仁义的个人能力，因此仅仅知道仁义好，只是个人能够践行，没办法让天下人来践行，是不能够来治理天下的。
圣人有必定遵纪守法的品德，又有让天下人不得不遵纪守法的办法。所谓的义，就是作为臣子要有忠心，作为儿子要有孝心，长幼之间有礼节，男女之间要有别。饿了也不随便吃不义的饭，死也不随便选择不义的生。这是实现了法治的正常现象。
圣人不但和那些空谈的儒生一样，具备仁义的品德，而且能够让天下的人都仁义，不管是想仁义的，还是不想仁义的，都不得不仁义。圣人是靠什么来改变所有人的呢？是靠法治。用法治的力量让所有人统一自己的行为规范，无论愿意不愿意，都要按照这套行为规范要求自己。
因此，圣明的帝王不重视义而重视法，法律必定严明，命令必定得到贯彻执行，就可以了。不贵义而贵法，意思是不把个人素质当做个人能力，自己仁义这是个人素质，能让别人仁义这是个人能力，有素质的人不一定有能力，但是有能力的人一定有素质，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有个人素质就委以重任，而是要因为一个人的个人能力而委以重任。
下一篇，我们开始讲商君书第十八章：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