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就像治病一样，扶正气，去邪气。扶正气需要用赏，鼓励人们去做正确的的事。去邪气需要用刑，阻止人们去做错误的事。当人们都做正确的事，不做错误的事的时候，就实现了教化，得到的是一个健康的社会风气。赏刑这一章讲的就是具体怎么用赏和刑来实现教化的。
什么是正确的事，什么是错误的事，这个标准不是人可以自由设定的，而是天地在创生人的那一天就设定好了。连动物和植物的生存都需要去拼命获取食物和阳光，人怎么可能不劳而获就能生存呢？如果规则是让不劳而获的人活得更好，那么社会必然要出乱子。
为什么一定会乱呢？因为有人可以不劳而获，那么必然有人是劳而无获。不劳而获的人财富几辈子花不完，辛苦劳动的人反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巨大反差，不但不能让不劳而获的人心存感激，而且会更加的嚣张跋扈，最终把劳而不得的人逼上反抗的道路。
让所有人都自觉去做正确的事，都自觉不做错误的事，就是把所有拍脑门子瞎决策制定的规则都扔掉，统一到天地对人的本来设定上，那么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个天地对人的本来设定，就是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研究天地之道的，脱离天地之道发明的理论都属于异端邪说。
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圣人治理国家，要做到统一奖赏，统一刑罚，统一教化。统一奖赏，打仗就会无敌，统一刑罚，命令就会得到贯彻，统一教化，百姓就会服从君主。明，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公开公平公正的奖赏不会浪费钱财，公开公平公正的刑罚不会造成杀戮，公开公平公正的教化不用改变风俗百姓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国家没有异端邪说造成的不良风气。
没有异俗，是因为没有二心，没有二心，是因为做到了统一，能做到统一是因为这是治国的最优解，之所以是最优解，是因为这是天地本来的设定。正确答案都是唯一的，错误答案则各有各的不同。把所有人都统一到正确的答案上来，再也没有错误答案污染思想祸害社会，消灭了冲突产生的土壤，让国家始终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就是治国的目的。
公开公平公正的奖赏做到了极致就没有了赏赐，公开公平公正的刑罚做到了极致就没有了刑罚，公开公平公正的教化做到了极致就没有了教化。赏、罚、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要用这三个手段实现人们只做该做的事的目的。当目的实现了，手段也就成为了摆设，和没有是一样的了。这其中的辩证关系，商鞅接下来进行了具体的讲解。
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夫固知愚、贵贱、勇怯、贤不肖，皆尽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天下豪杰贤良从之如流水；是故兵无敌而今行于天下。万乘之国不敢苏其兵中原；千乘之国不敢捍城。
所说的统一奖赏，就是指利禄官爵都集中出自军功，没有其它获取的途径。原本聪慧、愚昧、富贵、低贱、勇敢、胆怯、贤德、不贤德的，都用尽自己的智慧、竭尽自己的力量，拼死为君主效命。天下的英雄豪杰像流水一样追随君主，所以军队就天下无敌而政令得以在天下贯彻实行。万乘之国不敢在同它在野外作战，千乘之国不敢在它进攻的时候守卫城池。
这里的统一，就是指统一获取奖赏的途径，奖赏只能是通过军功获得。获得奖赏是人都喜欢的，也是人所追求的，当获取奖赏只能通过立军功的时候，那么所有人的智慧和力量就都会集中到发愤图强勇猛作战获取军功上来。这样的国家必然强大，也必然有能力统一天下。
万乘之国，若有苏其兵中原者，战将覆其军；千乘之国，若有捍城者，攻将凌其城。战必覆人之军，攻必凌人之城，尽城而有之，尽宾而致之，虽厚庆赏，何费匮之有矣？昔汤封于赞茅，文王封于岐周，方百里。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武王与纣战于牧野之中，大破九军，卒裂土封诸侯，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车休息不乘，纵马华山之阳，纵牛于农泽，纵之老而不收。此汤、武之赏也。
如果有万乘之国同它在野外作战，只要战争打起来就会让万乘之国全军覆没；千乘之国如果防守城池，只要一进攻就会攻破。打仗就一定消灭别人的军队，进攻就一定占领别人的城池，所有的城池都能占领，所有的诸侯都来朝贡，即使对立功的军队多加奖赏，财富怎么会耗费殆尽呢？
奖赏，在于激励人们创造增量，获得的是外部增量收益，而不是内部存量争夺。在这里要重申一遍统一战争的正义性，统一战争是为了实现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侵略战争是为了奴役和掠夺，带来的是无休止的冲突和动乱，百姓不可能安居乐业。战争并非天然就是坏的，要看战争的性质，战争的目的和最终结果决定战争的性质。
从前商汤封于赞茅，周文王封于岐周，方圆也只有百里。商汤与夏桀在鸣条开战，周武王与商纣王在牧野交战，他们都大败夏桀和商纣王的强大军队，最后商汤和周武王都划分土地，分封诸侯，凡是坚守阵地的士兵，回到家乡后都按社里登记入册的人口拥有土地。
战车放在那里不再乘坐，将马放到华山的南坡，将牛放到农田里，一直到老死也不收回来。这就是商汤和周武王的奖赏啊。分裂下的战争绵延不绝，就是长痛，统一战争就是短痛，长痛不如短痛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道理。统一之后，就连马和牛都能过上太平的日子。
故曰：赞茅、岐周之粟，以赏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升；以其钱赏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钱。故曰：百里之君，而封侯其臣，大其旧；自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赏之所加，宽于牛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货以赏天下之人。故曰：明赏不费。汤、武既破桀、纣，海内无害，天下大定，筑五库，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载干戈，搢笏，作为乐，以申其德，当此时也，赏禄不行，而民整齐。故曰：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
因此说：赞茅、岐周的粮食，如果用来奖赏天下的人，每个人还得不到一升；如果用赞茅、岐周的钱奖赏天下的人，每个人还不能得到一文钱。所以说：本来只拥有方圆百里土地的君主，却封自己的大臣为诸侯，这些诸侯的封地比他们原来的国土大。
伟大的君主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够凝聚天下的正义力量，用百姓创造出来的财富来奖赏百姓，用军队打下来的军功来奖赏军队，代表扶正的力量的百姓和代表祛邪的力量的军队都能发挥出来最大的力量。国家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统一天下，这是君主善于组织人民的结果。不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能把人民组织起来吗？
对阵前英勇作战的士兵，回到家乡后都按里社户籍登记的人口分得土地；他们的奖赏所涉及的对象，范围甚至包括了牛和马，也就是说连马和牛都过上了太平日子，也相当于获得了奖赏。为什么能做到上面这些呢？是因为英名的君主善于使用天下的财物，来奖赏天下的百姓。所以说：公开公平公正的奖赏并不浪费财物。
奖赏，就是鼓励劳动，鼓励创造，获得奖赏的人得到的都是自己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这样的话无论奖赏多少，财富都不会匮乏，而且是奖励的越多，国家的财富增长的就越多。华为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实现了这种正反馈。华为之所以难复制，就是因为任正非这样的掌舵人太稀缺了。
商汤、周武王已经攻破了夏桀、商纣王，国内没有什么祸害，天下十分安定。他们修建了五种仓库，收藏起来各种兵器，停止了征战之事，实行文化教育。将兵器倒着放好，不再征伐打仗，大臣们都穿着朝服，将朝笏插在腰间，创制了音乐，用来彰明自己的功德。
正当这个时候，奖赏和利禄都不实行，可是民众都遵守规矩。所以说：公正明确的奖赏达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不用奖赏了。当手段实现了目的，手段就可以停止使用了，因为使用手段的社会环境不存在了。这就是用奖赏激励作战实现天下统一，天下统一之后就不用再作战了，不用作战也就不需要用奖励激励作战了。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
所说的统一刑罚，是指使用刑罚没有等级限制，从卿相、将军、一直到大夫和平民百姓，有不服从君主法令，违反国家禁令，破坏君主制定的法律的，其罪当死不可赦免。从前打胜仗立过战功，但后来打了败仗，也不因此而减轻刑罚。从前做过好事，后来又犯错误，也不因此而减少处罚。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不能看人下菜碟，不能让个别人享受特权。而且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因为以前有功，就在有过的时候法外开恩。以前的功已经赏过了，就等于两清了，现在的过就一定罚，两者不能混淆。
所以说，忠臣、孝子犯了罪，一定要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来判定，不能因为他曾经是忠臣曾经是孝子就减少处罚。但是，很多时候人们是做不到这一条的，总会用以前的立功经历来为现在的犯罪开脱罪责。法治被破坏，很多时候是因为在这种事情上犯了糊涂。
当年黄克功、刘青山、张子善功劳不可谓不大，但是犯下大罪的时候依然是判死刑，不给以功抵罪的机会。这就叫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什么是零容忍？这才叫零容忍！罪行够了死刑的标准就一定判死刑，不管以前是什么地位什么功劳。
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故曰：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奸止过也。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
执行法令的官吏，担任现职的官吏有法不依的，其罪当死不能赦免，而且刑罚株连三族。作为官员，如果知法犯法，就要直接死刑，因为这是直接把法治架空的行为，所以对这种行为的刑罚异常的严厉。官员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是对法治的最大破坏，这样的罪过怎么处罚都不过分。
怎么才能知道下面的官吏徇私枉法呢？让周围的人监督官吏，官吏四周的人，知道官吏的罪过并能向君主揭发检举的，自己不仅能免受刑罚，而且不分富贵贫穷，都能继承那位官吏的官爵、土地和俸禄。所以说：加重刑罚，株连他们的亲人，那么民众就不敢以身试法。没有人以身试法也就等于没有刑罚了。
法治是一套互相制衡的体系，所以很多环节是缺一不可的，告奸和连坐就是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有了告奸制度，群众的眼睛才会变成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来监控违法犯罪行为。有了连坐制度，隐秘的犯罪行为才会被亲近的人揭发，缺少了任何一环，法网都会被扯开一个巨大的漏洞。
先王对违反法令的，有将人处死的，有砍断犯人的脚的，有在犯人脸上刺字再涂上墨的，这不是追求伤害民众，而是要用来禁止奸邪阻止犯罪。因此禁止奸邪阻止犯罪，没有什么办法能比得上使用重刑。刑罚重而且犯了法一定会被抓住，那么民众就不敢以身试法了，所以国家就没有受刑罚处置的民众了。
因为刑罚太重，所以不敢犯罪，因为不敢犯罪，所以没人受到刑罚。国家没有受到刑罚处置的民众，因此说公开公平公正的刑罚不会造成杀戮。这就是在告诉我们，有人受到了残酷的刑罚，是他们罪有应得，不能爱心泛滥到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报以同情，这是病，得治。
晋文公将欲明刑以亲百姓，于是合诸卿大夫于侍千宫，颠颉后至，吏请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断颠颉之脊以殉。晋国之土，稽焉皆惧，曰：“颠颉之有宠也，断以殉，况于我乎！”举兵伐曹、五鹿，及反郑之埤，东徵之亩，胜荆人于城濮。三军之士，止之如斩足，行之如流水。三军之士，无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轻于颠颉之脊，而晋国治。
晋文公想要施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刑罚以亲近百姓，于是在侍千宫招集所有的卿相大夫。颠颉来晚了，执法官请示晋文公定他的罪，晋文公说：“按规定办吧。”执法官于是腰斩了颠颉来示众。颠颉跟随姬重耳流亡列国十九年，功劳很大，晋国的将士、民众议论起这件事都很惧怕。
他们相互说：“颠颉是国君宠爱的大臣，触犯了刑律都腰斩来示众，何况是我们呢。”后来，晋文公发兵进攻曹国及卫国的五鹿，回军时又攻打了郑国，命令卫国的田垄一律改东西方向，用来方便自己国家的兵车通过，还在城濮战胜了楚国。
为什么接连打了胜仗呢？晋国的三军将士，下令停止前进的时候，他们就像被砍断了脚一样停止，命令进攻的时候，他们就像流水一样迅速。三军将士没有谁敢于违反禁令。因此晋文公只是借用颠颉犯轻罪而处以重刑腰斩的办法，就让晋国实现了大治。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管理的时候制定的规矩老是施行不下去呢？很大的原因都是在亲近的人违反规定的时候舍不得罚，总把有过不罚当做一种赏赐。这么做不但不会起到奖赏的作用，而且会让真正的奖赏也失去作用。所有人都会认为制度是虚设的，所以起不到激励先进震慑后进的作用。
昔者周公旦杀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众皆曰：“亲昆弟有过，不违，而况疏远乎！”故天下知用刀锯于周庭，而海内治，故曰：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
过去周公旦杀了管叔，流放了霍叔，说：“他们是犯了法令的人。”天下的人都说：“亲兄弟犯了罪过都执行法律，更何况我们这些疏远的人了？”从此天下人都知道周公将刑罚用在了朝廷内，国境内的秩序得到治理。因此说：公开公平公正的刑罚用到了极致，就没有刑罚了。
犯罪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免予刑罚，如果有可能逃脱刑罚，他们就不会在乎犯罪，所以一定要保证所有犯罪的人都要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样的话，法律才有了震慑意义，犯罪企图也才能得到遏止。而世人却大都是反着做的，给自己和亲友开后门，只需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搞，国家不乱才怪。
这也是为什么必须设立告奸和连坐制度的原因。没有告奸和连坐制度的配合，很多犯罪是无法被发现和抓获的，只要有不被发现和抓获的可能，很多人就会铤而走险。法治的很多环节就相当于人体的器官一样，不是可有可无的，少了环节就像人少了器官一样，活不下去。
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锐者挫。虽曰圣知、巧佞、厚朴，则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彼能战者践富贵之门。
所说的统一教化，是指不能因为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这些死读书读死书的空谈而富贵，不能因为他们擅长空谈让他们评论法令刑罚，不能因为他们擅长空谈就让他们独自创立私人的学说，并用私人学说向君主陈述自己的思想。
对那些顽固不化的要摧垮他，对那些锋芒毕露的要挫败他。即使圣明睿智、巧辩奉承、忠厚纯朴的人，也不能没有立功靠蒙蔽君主得到好处。也就是说，富贵的门路，只能在战场上立功受赏罢了。只有那些能打仗的人，才能踏进富贵的大门。
言论不能自由，而是只能说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比如推崇劳动致富按劳分配按功行赏的言论就可以说，推崇不劳而获按资分配按权行赏的言论就不可以说。言论是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必须先确立正确的标准，然后在这个正确的标准之下畅所欲言，而不是没有标准是非地胡言乱语。
如果允许没有标准是非地胡言乱语，社会很容易撕裂。各种异端邪说会把整个社会搞得乌烟瘴气，人们的思想也会混乱，变得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社会风气就会越来越败坏。进而给了坏人浑水摸鱼的机会，蒙蔽一部分人裹挟着他们谋取私利，国家就变乱了。
强梗焉，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识、婚姻、合同者，皆曰：“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夫故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此臣之所谓壹教也。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此臣之所谓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那些骄横跋扈的人，就会受到刑法的惩处而不能得到赦免。这样父子、兄弟、朋友、亲戚，同乡，都说：“我们务必要加倍努力的地方不过在战场上罢了。”因此，那些正当年富力强的人都一定努力作战，年老体弱的人努力从事防守，那些死在战场的人不后悔，活着的人互相鼓励，这就是我说的统一教化。
民众中想要得到富贵的，都是到死后盖上棺材才停止，可富贵之门只为立了军功的人打开，所以民众听说要打仗就互相庆贺。民众起居饮食时所唱的歌谣，全是打仗的事。这就是臣所说的公开公平公正的教化到了极致就不需要教化了。
当所有人的思想都统一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就是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孩子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长大，就会自然受到这种社会风气的熏陶，这种教化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不是强制教育来实现的，从被动接受变成自觉接受，这才是最好的教化。
此臣所谓叁教也。圣人非能通，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举要以致万物，故寡教而多功。圣人治国也，易知而难行也。是故圣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废；杀人不为暴，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圣人以功授官予爵，故贤者不忧；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
这些就是我所说的奖赏、刑罚、教化三件事。圣明的人不能通晓一切，而是明白万事万物的要领。因此他治理国家，抓住要领而达到通晓一切，所以不需要说太多就能取得很多功绩。这三件事就是君主治国的关键，也是每一个组织的领导者管理组织的关键。
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容易明白这些道理却很难实行。所以圣人没必要多做什么，平凡的君主没必要少做什么。这里的意思是说，这些道理很容易明白，但是做起来很难，君主只需要做好壹赏壹刑壹教三件事，再聪明也是这三件事，不能乱作为，再笨也是这三件事，不能不作为，不能加也不能废。
杀人不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赏人不是为了赏人而赏人，这就是国家法律公开公平公正。有人受到了刑罚，是因为他们违犯了相关的法律，所以才受到了刑罚，有人获得了奖赏，是因为他们立下了相应的功劳，所以才获得了奖赏。刑罚和奖赏都不是君主凭个人主观意愿去作出的。
圣明的人按照功劳授予官职赐给爵位，因此有能力的人不用担忧立了功得不到奖赏，圣人不宽恕别人的错误，不赦免罪犯的刑罚，因此那些犯罪分子就不敢做犯法的事情。所以说，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只是考虑统一奖赏、统一刑罚，统一教化而已。
管理企业，管理家庭，管理任何组织，只要你是老板，是家长，是组织的一把手，那么都可以用赏罚来塑造企业文化，塑造家风，企业文化和家风就相当于教化，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家风就相当于壹教，大家可以认真体会这一章中运用赏罚的具体方法，对提升领导水平会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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