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一部公平公正的法律很难，贯彻落实公平公正的法律更难。靳令这一章就是讲严格执行法令，让公平公正的法律得到全面贯彻执行的。为什么会有人不严格执行法令破坏公平公正呢？公平公正难道不好吗？对于劳而不得的人来说，公平公正当然好，但是对于不劳而获的人来说，公平公正就不好。
不劳而获是快感最为强烈的精神毒品，让很多人上了瘾欲罢不能。更可怕的是，这种毒瘾具有强大的传染性，所以它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就像超级瘟疫一样扩散。有机会不劳而获的人会迅速沉沦，没机会不劳而获的人会伺机而动。人类社会的问题都是这个精神瘟疫引发的，所以只消灭病人不消灭传染源，是根治不了问题的。
商鞅之所以被骂了几千年还很少有人为他平反，就是因为商鞅的所有措施都是消灭不劳而获的思想这个传染源的，这让已经沉沦的人和伺机而动的人都有了痛苦的脱瘾反应。所以正在不劳而获的人和正在劳而不得但是向往不劳而获的人，都对公平公正产生了抵触，他们痛恨的不是公平公正被践踏，他们痛恨的是践踏公平公正的不是自己。
这种精神上的瘟疫影响了权力在社会的运行，社会需要秩序，法治社会的秩序是下级服从上级，这需要权力的传导。如果没有权力传导下的服从，就会社会大乱，有了权力传导下的服从就会产生权力的滥用。要想保持安定的社会秩序，就要杜绝权力被滥用。立法环节要杜绝，执法环节更要杜绝。
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
严格执行法令，那么政务就不会拖延。法律公正，那么官吏就不会枉法。政务拖延的原因要么是有法不依，要么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就是不严格执行法律，无法可依可以迅速请示上级完善法律，之所以当天可以办完的事拖着不办，都是为了借此谋取私利。
如果法律公正，对这些不严格执行法令的官吏不姑息不包庇，而是加以严惩，那么就不会有这些徇私枉法的事情了。法度已经确定，就不应该用那些所谓仁义道德的空谈来破坏法度。就好比现在废除死刑的言论，就是以善言害法。打着保护人权的旗号对罪大恶极的死刑犯施行仁政，那么恶性犯罪就会泛滥，最终承担恶果的，将是全社会遵纪守法的人。
任用那些在农战中有功劳的人，那么民众就少说空话；任用那些所谓的讲仁义道德的善良人，那么民众就多喜欢空谈。推行法治，不公正的事情能够判定，在五里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这样的国家一定能称王天下，在十里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隔夜才将事情处理好的国家就会被削弱。
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商鞅反复重申，法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百姓的自我管理，在基层就把问题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和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是一致的。国家既人身，人身既国家，不能等到问题恶化天下大乱了再解决问题，而是要在问题刚露头的时候就得解决。
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用奖赏激励民众去作战，追求的是做了错事要处罚而不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就奖励。奖赏是工资之外的收入，是给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的。完成了本职工作应该做的事情，给的是工资而不是给奖赏。这就是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
如果法治确立了而不被破坏，那么法治就会彰显，法治彰显，民众不守法就会被判死刑，民众害怕被判死刑就不敢犯法，也就不会被判死刑了。这就是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说的还是法律严苛有震慑力就不会有人受到刑罚的道理。那些让法律宽容罪犯的人只是表面善良，其实是助长了犯罪，心疼少数人结果让更多的人受到刑罚。
看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家只是从事的工作不同，这就是贵齐殊使。既然是人人立功才能显贵，那么所有地方都会追求尊贵的爵位和丰厚的俸禄来互相攀比，这就是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自伐就是自己夸自己的意思，夸自己什么呢？夸自己立了多少功获得了什么爵位和俸禄。
做到了上面说的，国家就没有犯法的民众，都市中也就没有违法的交易市场。如果产出的东西很多，从事商业的人就会很多，农业生产就会松懈，不劳而获的思想就会抬头，那么国家就会被削弱。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就是因为商业是追求不劳而获，私人商业过于发达就会滋生奢靡之风，败坏社会风气。所以商品流通的大动脉一定要掌控在国家手里，私人只能从事毛细血管层面的流通。
民众有了多余的粮食，让民众用粮食换取官爵，得到官爵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那么农民就不会懒惰了。保卫财富去勇敢作战可以立功受爵，创造财富去努力生产也可以立功受爵，这就是左腿右腿一起跑。那些说商鞅对百姓残酷的人，说一说哪个朝代的农民种粮食多了可以当官的？估计也就新中国的陈永贵了吧？
四寸长的竹管子没有底，无论倒多少水，一定装不满。授给官职给予爵位，如果不靠功绩，就像没有底的竹管，无论授予多少，国家也不会强大起来，就像没底的竹筒装不满水一样。授予官爵，应该是激励人作出更大的贡献，如果官爵都给了投机取巧的人，那么就没有人去为国家做贡献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才都外流了，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批评这些人的心里没有国家。但这只是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一定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高官厚禄都给了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人，勤勤恳恳真抓实干做贡献的人才反而没有了位置，那么这些人才出走就是必然的。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
国家专心致力于农战，那么对国家有危害的事就会在敌国发生，国内没有六种误国空谈，国家就一定强大。国家富足却不致力于农战，苟且敷衍的事就会在国内发生，国内有了六种误国空谈，国家就会被削弱。为什么有的国家从穷弱变得强大了？为什么有的国家从强大变得穷弱了？这就是原因。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国家根据战功授予官职，给予爵位，这就叫用官爵来激发谋略的智慧，用官爵激发作战的勇气。用官爵激发谋略的智慧，用官爵激发作战的勇气，这样的国家一定会无敌于天下。这就是正面的引导作用，如果让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人获得了官爵，就是负面的引导作用了。
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冶去治、以言去言。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
国家根据功绩授给官爵，那么就会政务简明空谈极少，这就叫用治理实现无需治理，用空谈去杜绝空谈。按劳分配按功行赏，让空谈的人一无所获，所有人都会争相劳动争相立功，他们自己驱动自己做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不该做的事情，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问题需要处理了，也就不会有空谈的人了。
国家按照空谈理论授给官职赐给爵位，那么就会政务繁多，空谈就会产生，这就叫用治理招致更多的治理，用空谈招致更多的空谈。那么君主就会致力于空谈，官吏为了治理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手忙脚乱。奸臣一再得志，功臣一天天被排挤出去，这就是治理国家中所犯的错误。
守十者乱，守壹者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民泽毕农，则国富。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其次，为赏劝罚沮。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君主墨守儒家宣传的各种思想就会混乱，坚持让民众专一从事农战来治理国家，国家就会治理好。法度已经确定，而国君喜欢任用空谈误国的人，国家就会灭亡。法治的被破坏，君主是第一责任人，就像航船偏离方向，舵手是第一责任人一样。
二级管脑子的人会说，取消君主不就行了吗？这就像航船偏航了，就直接取消舵手一样可笑。组织不能没有领导人，领导人不行就换一个领导人，怎么能直接不要领导人了呢？所以中国才有改朝换代，这就是彻底更换领导人。我们现在对中央集权君主制的认知，基本都是资本妖魔化的结果。
民众都致力于农业，国家就会富裕。空谈误国的人不被任用，那么士兵民众都会在君主的鼓励下争相立功而愿被君主使用，国境内的民众都争着以从事农战为荣，不认为这样做耻辱了，这是最好的方面。只要中央集权君主制不变，想不劳而获的资本就永远翻不了天，所以资本才这么妖魔化中央集权君主制。
差一点的情况是，民众被奖赏所鼓励，被刑罚所阻止。两者虽然都是致力于农战，但是有一点区别，上面是完全认同的主动为之，下面是赏赐诱惑刑罚震慑下的被动为之。完全认同的人是一个国家的脊梁，因为社会不好的时候他们依然会坚持，而被动认同的人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再差一点的情况是，民众讨厌从事农战，他们怕苦怕死，以从事农战为耻辱，他们注重修饰自己的外表而凭这个四处游说，耻于凭功劳拿君主的俸禄，而喜欢结交权贵来躲避农战，同时和外国势力交往，为自己准备后退之路，如果这样，国家就危险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放着正道不走偏要走邪道，就因为邪道是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道，如果君主坚持走正道，那么这些人就会放弃效忠君主，转而结交可以让他们逃避农战的权贵。这样的人也必定里通外国为自己准备后路，这是一群坚定走不劳而获道路的人，之所以几千年来历史这么曲折，都是他们兴风作浪的结果。
还有一种人，宁肯挨饿受冻甚至死亡，也不愿意为了利禄的原因去农战，商鞅说这是亡国的风气。这就是把名看的比利重的，当然了，这里的名是个人的清高之名，不是利国利民的功勋之名。人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不择手段获取利禄，一个是死活不要利禄，这都是不对的。干坏事或者不干事，都是亡国之风。
六虱：日礼、乐；日《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
上面讲的六虱，我们以空谈误国之人称之，那么六虱是什么呢？六虱是指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是在天下大乱的新的社会形势下，儒家不能适应社会的新变化，在所有人已经不认同这些理念的时候，固执地继续说教，但是说教没有任何强制力可以改变当时的人。
商鞅不是反对儒家的理论，而是反对儒家把理论用在不适合这个理论的人身上。对君子当然可以讲那些道理，但是社会上已经没有几个君子了，还像唐僧一样叽叽歪歪进行空洞的说教，这些说教就失去意义了。如果管理国家的都是这样的人，君主就没办法让人从事农战，国家就会穷弱。
这样的人成群结队，就叫做君主的治理不能让臣下服从，官吏的治理不能让百姓服从，这是空谈的理论胜过了国家的政策法规。这种思想在人们的脑子里扎了根，国家就会削弱。说教只对有自觉性的人有效，讲道理就能让别人服从。但是讲道理别人都不听怎么办呢？迂腐的儒生就没有办法了。
其实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不听道理光干坏事的人都关进大牢里，该打的打，该杀的杀，坏人一害怕就能听进道理去了，也不敢做坏事了，这就是法家思想的治国思路。但是迂腐的儒生认为这是暴政，他们要施行仁政，就不能用这种方法。这种脑回路，能怪商鞅看不起吗？
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埤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因此，兴盛的国家不用空谈统治国家，所以国家的实力雄厚，天下各诸侯国没有敢侵犯的。军队出战，就一定能夺取土地；夺取了土地，就一定能占有它；如果按兵不动，就一定能富足。夺取土地不难，靠军事就可以，但是要想长期拥有，必须靠政治，让这里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朝廷的官吏，功劳少的，不会多给奖赏，功劳多的，也不会少给奖赏，而是根据作出的功劳取得相应的官爵，虽然有能言善辩的口才，也不能因此排在别人的前面，这就叫用固定的准则来治理。如果有人功劳少得到的却多，有人功劳多得到的却少，这就是失去了固定的准则，没数了就不以数治了，也就乱套了。
以农战来解决问题，出一分力会获得十倍的收获；凭空谈来解决问题，出十分力会付出百倍的代价。国家喜欢农战，这叫做用困难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国家喜欢空谈，这叫做用容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用困难的方法解决问题，就是一劳永逸。用容易的办法解决问题，就是不劳无逸。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则民不用。
重刑少赏，就是很小的错就罚，很大的功才赏，这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为什么很小的错就罚，是一种爱护呢？因为这是事前预防，阻止你犯更大的错误。为什么很大的功才赏，是一种爱护呢？因为这是激励你取得更大的成就。
多赏轻刑，就是很小的功就赏，很大的罪才罚，这是君主不爱护百姓，民众就不会为奖赏拼命奋斗。为什么很小的功就赏，是一种不爱护呢？因为这是在消解人的进取心。为什么很大的罪才罚，是一种不爱护呢？因为这是事后惩罚，事前纵容你不停地犯错。
爵位利禄出自一个途径，那么国家就会无敌于天下；爵位利禄出自两个途径，国家只能得到一半的好处；爵位利禄出自多个途径，那么国家的安全就难保了。这个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农战立功，其他的途径都是投机取巧不劳而获，对国家都是非常大的祸患。
加重刑罚，能严明重要的法度，大制就是不可触碰的底线，是每个人都必须明白并遵守的，如果这样的底线也敢触碰，就要施以严刑。连不可触碰的底线都不明白，是因为有空谈误国的人。放弃刑罚的震慑，空谈的人没办法阻止人触碰底线，因此空谈误国的人成群，民众就不会为国效劳。
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因此，兴盛的国家实行刑罚，民众就会亲近；实行奖赏，民众就会得利。实行刑罚，就要轻罪重罚，这样的话轻罪也没人犯了，重罪就更不会有人犯。这就是用刑罚去掉刑罚，没有人受到刑罚，依法治国的目的也就实现了。轻罪重罚的结果是没有人受罚，这就是辩证法，二级管的脑子理解不了。
重罪轻罚，这样的法律一点施行，犯法的人就多了，这就是用刑罚招致刑罚，这样的国家必定会削弱。人是会算计利弊得失的，如果用很小的代价就能获取巨大的利益，很多人会选择违法犯罪。这样的法律不是在消灭犯罪，而是在鼓励犯罪。这也是辩证法，二级管的脑子也理解不了。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圣明的君主懂得事物的关键所在，所以他治理民众能掌握最关键的东西。手握赏罚的权力，用严明赏罚来辅助仁政，国家的统治必将能够延续。圣明的君主在治理民众时，一定能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戴，所以，能调动他们的力量。这些话，有哪一个字能看出商鞅对百姓残暴？
百姓的力量能让国家强大，国家强大能拥有威势，有了威势才能让天下服从，从而造福天下百姓，所以说君主造福天下是因为凝聚了百姓的力量。这种造福天下的德，是圣明的君主独有的，所以他能向天下讲述仁义。这样的仁义不是腐儒空谈的仁义，而是在现实中实现了天下太平的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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