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任何事必须要先取得共识，团结一致令出一孔利出一孔才有往下推动把事情做成的可能性，这就是壹言。如果各有各的想法，令出多门各自为政，就会互相掣肘，事情就不可能干好。现代社会崇尚多元化，不分好坏地包容共存，这是和壹言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说话做事，应该先分对错，错的要全部剔除，把意见都统一到对的上来，也就是走正道，禁邪道，但是在很多人看来这是独裁。为什么会出现包容错误做法的情况呢？因为不知道正道，就会把各自的邪道当正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下无道。天下有道国必兴，因为走的是正道。天下无道国必亡，因为走的都是邪道。
商鞅批判的仁义思想，就是这种包容所有错误的假仁义，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了正道在何方，都把各自的邪道当成不可置疑的正道。连正道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必然不知道怎么禁邪道，为了眼前的苟且不敢坚持原则更不敢直面斗争，必然会导向不问是非的包容。
对出现的问题选择苟且，问题就不存在了吗？肯定还会存在，而且会继续发酵，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一次性算总账，那是所有人的不可承受之重。胸怀天下的人拒绝这种苟且，他们选择站住来与苟且进行斗争。法家思想之所以给人以严酷的印象，就是这种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的体现。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不可不变也。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不用辩说私门而功立矣。
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顶层设计是把国家导向治还是导向乱，一定要考虑周密不可错漏，研究具体法律条款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翼翼不可随意，依法处理国家政务的时候一定要郑重小心不可偏颇，鼓励发展作为国家根本之业的农战，一定要集中力量不可分散。
顶层设计可以适应时代的要求，那么国家落后的风俗就可以改变，百姓就会服从制度。法律体系完善清晰明了，官员就不会投机钻营腐化堕落。严格落实依法治国，国家的政务统一，那么民众就服从国家调用；集中力量鼓励发展农战，百姓就会喜欢农耕愿意为国作战。
圣人要想通过建立法治，改变风俗，来让百姓从早到晚从事农耕，不能不因时制宜通权达变。民众所以肯为国家拼死效力，那是因为君主在朝中设立荣誉名称和爵位，设置了明确的奖赏和惩罚的制度，民众不用靠空谈请托私人门路便能为国家立功。
所以说，只要国家顶层设计的取向不是严厉打击投机取巧，只有有人不劳而获还能风光无限，那么所有人的私心都会蠢蠢欲动，就不会再有人专心研究怎么把事情做好，而是转而研究不做事还能发达的捷径。这种取向只要稍有偏离，就会有人钻空子，有人钻成了空子就会成为众人的榜样，接下来就会蔓延泛滥形成社会风气。
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若此，而功臣劝，则上令行而荒草辟，淫民止而奸无萌。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百姓喜欢农耕乐于为国作战，看到君主又尊重农战之士，就会看不起辩说技艺之民，把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看做地位低下的人。百姓都专心从事农战，家庭必然富裕，自己在国家也有显贵的地位。君主打开百姓为国家出力的门路，而堵住为权贵效命的行私请托的门路，用这种办法让民力全部发挥出来。
为私人效力不能在国家中显达，私人也不能在君主面前请托。如果这样，为国家立功的人就会得到勉励，那么君主的命令就能得到推行，而荒地就能得到开垦了，四处游荡的民众就会停止，而邪恶的犯罪现象也就不会发生。治理国家能集聚民众的力量专心从事农战，国家就会强大；能够使民众从事农战，禁止商业和精巧手工业，国家就会富足。
在这里重申一遍什么叫末业，就是和不劳而获相关的都是末业。这里讲的禁止商业，是说商业流通的权力要掌控在国家手里，禁止私人的参与。所以私人从事商业的人相当于货物搬运工，只能赚到和劳动相关的收入，商品的差价属于国家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手工业也限定在民生领域，不能搞花里胡哨的奢侈品。太过精巧无益于提升使用价值，只会让人萌生攀比之风，沉溺于奢靡享乐，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常说的糖衣炮弹。商鞅禁止的不是做锄头镰刀的手工业，而是禁止的香奈儿皮包普拉达皮鞋这样的奢侈手工业。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凭啥不让我享受，这是侵犯我的人权。因为这种享受是建立在不劳而获的基础上的，一个靠劳动吃饭的人有可能买的起几十万的包吗？就算买得起，他会舍得去买吗？只有不劳而获的人才有可能消费得起，也才有可能舍得去消费。
在商鞅看来，奢侈享乐之风从源头上就要杜绝，等到形成普遍的社会风气再去治理，成本和代价就会非常巨大。事后治理永远不如事前预防，所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商鞅要表达的和两个务必，是一个意思。
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制度察则民力抟，抟而不化则不行，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劝民也。夫开而不塞，则短长；长而不攻，则有奸。塞而不开，则民浑；浑而不用，则力多；力多而不攻，则有奸虱。
圣人治国，能把百姓的力量凝聚起来，也能把百姓的力量用到正确的地方。顶层设计制定法度周密，百姓的力量就能凝聚起来，力量凝聚起来却不能用到正确的地方，百姓就不会做事，百姓做事但是却富裕不起来就会生乱。这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会赚钱还得会花钱，抟力就好比赚钱，杀力就好比花钱。
抟力创造财富，是为了富国强兵，杀力使用财富，是为了抵抗外敌勉励百姓。但是，有些人抟力创造财富，是为了上富豪榜，杀力使用财富，是为了纵欲挥霍。如果一个社会不是崇尚富国强兵的人，而是崇尚超级富豪，对各种奢侈浪费纵欲挥霍不是深恶痛绝而是心生艳羡，说明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了。
如果国君只打开为国出力受赏的门路，而不堵住为私人效力请托的门路，那么民众投机取巧的缺点就会增长；民众投机取巧的缺点滋长而不加以矫正，那么就会产生奸诈邪恶的人。堵住私人门路而不打开为国家出力受赏的门路，那么民众就会糊涂不明事理；民众糊涂不明事理又不被使用，那么民众的力量就无处用；民众的力量无处使用，又不去矫正这些错误做法，那么就会产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
给社会治病和给人治病道理是一样的，扶正和祛邪都得做。只扶正不祛邪，有了抵抗力也会不断受到疾病的攻击，只祛邪不扶正，对疾病的攻击就会没有抵抗力，这两种情况显然都不会让身体保持健康状态。正确的做法是扶正祛邪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故抟力以壹务也，杀力以攻敌也。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
所以集中民众的力量用于专心务农，消耗力量用来攻击敌人。治理国家贵在使民众努力的方向一致，民众专一就会淳朴，淳朴就会务农，民众务农就会变得勤劳，勤劳就会富裕。让富人用钱买官爵，消耗他们的财产，他们就不会放纵欲望；放纵欲望的人就要对他们施以刑罚，让他们去务农。
为什么一看到商鞅让人去安心待在土地上去务农很多人就不高兴呢？他们是把自己代入到那个场景中了，他们都不想务农，所以他们接受不了商鞅的这种政策。问题是，大家都不务农都不劳动，吃的喝的用的那些东西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一个人不劳动就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说明他占有了别人的劳动果实，他生活的滋润都是以别人的生活变得艰难为代价换来的。商鞅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商鞅强制规定了必须走正道。这个正道就是要么通过体力劳动去创造财富，要么通过脑力劳动帮助体力劳动者提高创造财富的效率。劳动致富的好处是他们天然不会挥霍乱花钱，因为都是血汗换来的。
所有超过自己实际贡献的收入都是对别人的掠夺，有人通过各种投机取巧的手段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怎么办？有钱不可怕，不会花钱才可怕，这样的钱来得又快又多又容易，有几个人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呢？所以挥霍起来毫无压力，社会风气就会被败坏。因此，国家要想办法把多余的钱从富人手里再收回来，让他们无从挥霍。
怎么收回呢？富者废之以爵。也就是让他们用钱买爵位，爵位只有虚名没有实权，通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来收回他们多余的财富。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直把商人列为末等的下九流呢？一个原因是他们赚的都是投机取巧的钱，另一个原因是只有他们的社会地位足够贱，才肯花大钱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商人谋取暴利，是利用的信息差，既然是为了赚钱，就会丰收的时候尽量压低价格，在饥荒的时候尽量抬高价格，搞的是两头通吃的买卖。如果是国家来做这件事，就是丰收的时候正常价收购，饥荒的时候正常价卖出，这样才能保证农民的利益，有了利益才会有积极性。两者的区别是一个把国家搞乱了，一个是把国家搞好了。
收回商人投机来的财富也要学习商人的利润最大化，爵位的成本是零价格又超级贵，满足的是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需求，这种挥霍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是正面的。如果是用物质的东西来回收财富，一个是成本高，再就是会滋生过分追求物质享受的歪风邪气。现在的富豪到贫穷的乡村搞脱贫攻坚，投入巨资推动共同富裕，国家回馈给他们的就是荣誉，相当于古代的爵位。
所以能凝聚民众的力量而不能正确使用民众的力量的国家一定会乱，只能正确使用民众的力量而不能凝聚民众的力量的国家一定灭亡。因此君主知道抟力和杀力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做到两手都硬，国家就强大；国家不知道两手都要抓而是偏于一方面，这个国家就会被削弱。
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长乱也；秉权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奸于上，而官无不；赏罚断，而器用有度。若此，则国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伦徒举。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以乱；非乐以为乱也，安其故而不窥于时也。
民众没有治理好，这是因为君主的治国方法不高明。国家的法规不能严明执行，那是因为国君助长了动乱的因素。所以英明的君主治国方法高明，不助长动乱因素，掌握大权主持朝政，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在朝堂上捕获奸邪之人，而且官吏也没有疑问。奖赏刑罚都能决断，而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
个人的力量永远低于组织的力量，要想干大事，必须先组织起来。只要有组织，就得有领导者，这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领导者的能力决定了这个组织的能力，这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还在主席台，这些俗语都是在说明这个道理。
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君主管理国家的水平高。很多人又要说了，这是独裁思想，不是民主思想。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也就是商鞅在说民那一章中所说的器用断于家。但是谁来保障群众能够当家做主呢？群众还是需要自己的领袖才行。领袖和群众是左腿和右腿的关系，没有谁更重要，而是少了谁都跑不起来。
为什么是毛主席喊人民万岁，人民喊毛主席万岁呢？如果毛主席喊毛主席万岁，心里没有人民，人民喊人民万岁，心里没有毛主席，这两个万岁是不是就立马变了味道了？毛主席喊人民万岁，人民喊毛主席万岁，这是公而忘私，大家都公而忘私才有了公。毛主席喊毛主席万岁，人民喊人民万岁，这是私而忘公，大家都私而忘公就没有了公。
那些把君主和百姓对立起来的人，是对组织运行缺乏最起码的常识，两者是互为依靠的关系。百姓不是不需要君主，而是需要好君主，君主不是不需要百姓，而是需要好百姓。好坏不在于名，而在于实。即便是遇到坏君主要造反，也得先给自己的组织找一个好君主，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只有君道明，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样的话，国家的制度清晰明了而民众也能够奉献全部力量，君主设置的爵位尊贵，而各类人物也都能被任用在合适的位置上。现在列国的君主都想要治理好民众，做的事却滋长了产生动乱的因素。并不是他们乐意让民众乱，这是因为他们固守过去的陈规旧习而没有弄清楚当前的形势。
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而不时移，而不明世俗之变，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赏以致刑，轻刑以去赏。夫上设刑而民不服，赏匮而奸益多。故民之于上也，先刑而后赏。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故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
这样的话，他们对上效法古代而得到的东西却在今天又行不通，向下拘守现状却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不明白社会风俗的变化，不了解治理民众的现实情况，所以滥用奖赏反而无视规矩招致了刑罚，刑罚力度太小又使奖赏没有效果。滥赏就是给不怕犯错提供资本，轻刑就是给不珍惜赏赐提供资本，我们前面已经详细讲过。
君主设立了刑罚，民众却不顺从，奖赏的钱用尽了，奸邪却越来越多。所以民众对于国君，都是先接受刑罚的约束而后受到奖赏。也就是说，得先做到不让干的事情不干，然后把该干的事干好了才能得到赏赐。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不效法古代，不拘守现状，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制度适应的政策，考察社会风俗来制定法令。
所以不考察民众的具体情况就制定法律，法治就不会成功；法律适应当时的形势再去推行，就不会徒具形式。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这里的干，是徒具形是的意思，和干笑的干是一个意思。所以圣王治理国家，做事之前会很谨慎，做事的时候会很仔细，把所有人的心都集中在农战上，如此而已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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