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塞的意思就是把堵住的地方疏通开，放在治国上，就是要把积压已久的问题解决掉。新问题不能用老方法，而是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通权达变，如果没有变通的能力，就不可能解决新问题。大部分人都存在思维惯性，又缺乏对现实的洞察力，所以做不到事前预防，也做不到事后解决。
这一章主要是讲人性的变化历程以及社会管理方式随之变化的演变过程，法家思想会之所以成为不得不使用的社会主流思想，这不是商鞅拍脑门子做决策要这样搞的，而是严重的现实问题倒逼的结果。商鞅对那些漠视问题恶化的人很是轻蔑，提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对策。
商鞅之所以被妖魔化，商君书之所以被列为天下第一禁书，原因就在于商鞅看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他最终目的所指向的不是几个制造问题的人，他针对的是孕育制造问题的人的不劳而获思想。就像张麻子说的，没有你，对我很重要。这种不是取而代之而是斩草除根的猛药让很多人不适应也无法理解。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
开天辟地之后人类诞生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处世的原则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私利。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区别亲疏，喜欢谋求私利，就会心存邪恶。人多，又都区别亲疏心存邪恶为自己谋私利，那人类就会混乱。这个时期民众都尽力制服对方来竭力争夺财物，这样就发生的争斗。
商鞅讲的这一段讲得是人类社会从充裕社会走向匮乏社会之后的情况。社会从治到乱的推动力归根结底是天文周期，地球气候在温暖周期的时候，食物丰富人口又少，所以不存在食物不足现象。在充裕社会，人们就不会因为物资匮乏造成的生存问题而产生争夺之心，就像我们现在不会争夺空气一样。
充裕社会的人是按照天性生活的，天地把人造成什么样子人就是什么样子，但是后来因为天文周期的变化影响了气候，物产减少了，人口又增多了，食物不足造成的生存问题让人开始不正当地使用智慧，脱离了自然天性，迈进了人性时代。
天性是天地造人的时候给人的初始设定，人性是人为了适应环境变化人为发明的设定。商鞅讲的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说的就是匮乏时代的人性。我们喜欢孩子，因为我们从孩子身上看到的是人的天性。我们觉得成年人的社会人心险恶，因为我们从成年人身上看到的人的人性。
匮乏社会生存危机，引发了对生存物资的争夺。发生了争斗没有一个正确的准则来解决，那社会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混乱，人们就没法过正常生活。所以有道德的贤人确立了公正的标准，设定了无私的导向。这时候人性的无私和当初天性的无私还是有区别的，天性无私是心里本来就没有私，人性无私是心里有私但是都压制住了。
人类在一起群居，不可能没有规矩和准则来维持社会秩序，当天性的准则失效的时候，就要发明人性的准则来维护社会秩序不崩溃。发明人性的准则就是模拟天性的准则，物资匮乏大家就要共渡难关，分配的时候先保证整体的生存，有能力的人要有无私精神，不能为了自己不顾他人，而是要把自己的一部分食物分给需要的人。
这样的原则确立之后，社会秩序又稳定了下来，因此人们喜欢仁爱这一准则。此时只爱自己亲人的狭隘思想被废除了，崇尚有才德之人的思想被确立了。有才德的人把自身高于普通人的能力当做一种责任，把普通人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用集体的力量解决物资匮乏的问题。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人文都是模拟天文的，父母天性本来就是爱护孩子的，所以人性的规矩也是父母要爱护孩子，孩子的天性本来就是孝顺父母的，所以人性的规矩也是孩子要孝顺父母。区别就是，天性是自然而然为之，而人性则是刻意为之。
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
凡是讲仁爱的人，都把爱护方便别人当作自己的事务，而贤德的人把推举贤人当作自己的处世原则。人口众多，而没有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治理准则，就会发生混乱。为什么会发生混乱呢？因为私心总有压不住的时候，都想举荐自己的人，这就成为了另一种争夺。
所以，圣人承袭了对崇尚贤者的准则，制定了关于土地、财货、男女等的归属权，按照贡献大小来分配多少。归属的名分确定了之后不能制约不遵守的人也不行，因此设立禁令规定哪些事不能做来限制人的行为。
设立禁令没有人来主持操作也不行，因此又设立了官职；官吏有了而没有人统一领导不行，所以设立了君主。君主确立了之后崇尚贤德的思想就废除了，而尊重显贵的思想又树立了起来。
怎么才能压制人性下的自私，本质上也是一种斗争，这种斗争随着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越来越多而变得越来越复杂，随之产生了庞大的君臣民三级管理体系。这个体系建立之后，又诞生了权力斗争，权力意味着财富分配权，人们开始崇尚有权力的人。
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
如此看来，远古时代人们爱自己的亲人而喜欢私利，中古时代人们推崇贤人而喜欢仁爱，近世人们的思想是推崇权贵而尊重官吏。崇尚贤德的人，所遵循的原则是推举贤人，可是设立了君主的地位，使崇尚贤人的准则没有用了。亲近亲人，是以自私自利为原则，而奉行不偏不倚的公正之道，使自私自利行不通了。
这三个不同时代，不是做的事互相违背，而是人们原来遵循的规则有问题，所以人们原来重视的东西更改了，这是因为社会形势变了，而人们所要施行的标准也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统治天下的原则是必须遵循的原则的。当人从天性中跳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只能不停的遇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关键就是适应新变化，制定新方法。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则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
君主统治天下一门学问，大臣辅助君主治理天下也是一门学问，这两门学问是不一样的，但他们所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那就是造福百姓。所以说民众淳朴，那么智慧就能称王天下；世上的人聪明，那么雄厚的实力就可称王天下。民众淳朴就会出力有余而智慧不足；世上的人聪慧，就智慧有余而出力不足。
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这两句话讲的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如果让老百姓都很淳朴不让他们掌握取巧的方法，那么效率就无法提升，如果让老百姓都学会取巧了，他们又容易把取巧滥用做损人利己的事情，那么公平就下降了。
物无美恶，过则成灾，什么东西都怕过了。发明水车浇地属于投机取巧，用牛犁田属于投机取巧，这是发挥正面作用的。但是一旦放开投机取巧的闸门，不是所有人都能正确运用智慧。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圣人教会了百姓使用智慧，结果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就好比刀一样，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没有刀也就不会有用刀杀人这回事，但是也不会有切菜的方便，为了切菜的方便发明了刀，用刀杀人的现象就出现了。所以老子说要绝圣弃智，这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但是人们那时候都想着用刀切菜很方便，眼光看不到会出现用刀杀人的后果。
老百姓活着，不懂的就会学，打不过就会服，所以神农教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而称王天下，这是因为人们都要跟着他学习种地才能过好日子，所以都臣服神农。商汤和周武王发展了强大的实力而征服了诸侯，这是因为诸侯打不过他们，所以屈服于他们的实力。
民众愚笨，心中没有知识，就要向别人请教；世人聪明，可是当用尽力量时就会屈服。所以靠智慧称王天下的就会抛弃刑罚，用实力来征服诸侯的人就不用德政教化民众。在这里商鞅是说对狡诈之民不可用德而不是对淳朴之民不可用德，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法不能一刀切。对坏人的恨都是因为对好人的爱，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
圣人不效法古代，也不局限于现状。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局限于现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舜时代。三代统治方式不同，却都能够称王天下。所以建立王业有一定原则，而运用的方法不同。
周武王靠反叛的方法夺取政权，却又以顺从君主的原则来治理国家，以武力夺取天下，又崇尚谦让的仁德思想。周武王打天下靠的是暴力，守天下靠的却是仁义。可以马上打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名言。
现在强国致力于用武力兼并别国，弱国所做的事是尽力防守，往上说赶不上虞、夏两个时代，往下说不遵循商汤、周武王的治国原则。商汤、周武王统一天下的方法被抛弃了，所以万乘之国没有不打仗的，千乘之国没有不防守的。在商鞅看来，这就是菜鸡互啄，所以没有一个能统一天下的。
商汤、周武王统一天下的方法已经被塞堵很久了，可现在的君主没有谁能开启这些方法，因此，没有出现第四个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朝代。这就是本章的主旨，开塞，就是要重新开启统一天下的方法。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听进去我的这番话，今天我愿意用实际效果来说明这个道理。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
古代的民众淳朴又宽厚，现在的民众机巧而虚伪。所以管理古代那样淳朴宽厚的人，要优先使用道德教化来治理；管理现在这样机巧虚伪的人，要使用以刑罚为前提的法治。这个古今不同的治理方法世俗之人是不能理解的。对好人使用暴力只会激起反抗，对坏人道德说教只会纵容犯罪，很多时候人们是恰恰做反了。
现在社会上所说的有仁义的人，就是要建立百姓喜欢的，废除百姓所厌恶的。现在百姓喜欢什么呢？喜欢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现在百姓厌恶什么呢？厌恶劳动生产为国作战。顺从民意的前提是民意代表正确，民意不正确就不能顺从，所以说一定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不分对错没有原则。
那些不顺从错误的风气就成为了社会上说的不义之人，比如商鞅这样的。他们建立百姓厌恶的，废除百姓所喜欢的。只能劳动不怕苦作战不怕死才能富贵，是百姓厌恶的，百姓不能投机取巧不劳而获，是百姓喜欢的，但是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百姓也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
因此，现在的仁义和不仁义都是名不符实的，这一点不可以不弄明白。确立民众所喜欢的不劳而获，那么民众就会被不劳而获的人伤害，结果是自己劳而无获；确立民众所讨厌的劳动才能致富，那民众就不会被投机取巧的人掠夺，结果就是劳有所获。也就是说，人们认为仁义的举动，结果带来的是更大的伤害。人们认为不仁义的举动，结果带来的是长久的太平。
所以说，仁义是有大仁义和小仁义的区别的，为了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就是小仁义，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短期利益就是大仁义。溺爱孩子，孩子会喜欢，但这是小仁义，严格管教孩子，孩子不喜欢，但这是大仁义。损公肥私亲友沾了光是小仁义，大公无私亲友沾不到光是大仁义。
何以知其然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之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人忧虑的时候就会思考，思考了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人享乐的时候就会过分，过分了就会产生好逸恶劳的思想。因此用刑罚治理，百姓就会畏惧，百姓畏惧就不会有奸贼出现，没有奸贼出现，民众就可以享受他们的快乐了。用仁义来教化，百姓就会放纵，百姓放纵就会作乱，百姓作乱就会受到百姓所讨厌的刑罚。
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就在于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是现在的人各种主观想法太多，总觉得人有自由意志，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结果就是事与愿违。尽管不停地碰壁屡屡头破血流，还是嘴硬头铁心不服，抱着各种偏见不放手。
商鞅所说的刑罚，就是仁义的根本，因为消灭不了坏人就不可能保护好人，保护不了好人谈何仁义？而现在世人秉持的所谓仁义，带来的是暴乱，因为对坏人宽容，助长了坏人的嚣张气焰。治理民众的人，如果用他们所讨厌的刑罚去治理，最终民众一定能得到他们的喜欢的仁义；如果用他们所喜欢的仁义来治理，民众一定受害于他们讨厌的刑罚。
如果不先申明立场，说商鞅严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坏人严酷，好人看到有人帮自己肯定高兴，对好人严酷，坏人看到有人帮自己也肯定高兴。好人坏人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说商鞅严酷的人必须先说明一下，商鞅到底对谁严酷。如果商鞅对所有人都严酷，为什么他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凝聚了秦国的力量让秦国走向了强大？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
政治修明的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政治混乱的国家，赏赐多而刑罚少。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家，刑罚有九分，赏赐有一分。削弱的国家，赏赐有九分，刑罚有一分。也就是说，刑罚要面向容易犯错的大多数人，赏赐要面向少数能够立大功的人。
人的罪过有厚有薄，所以朝廷的刑罚有重有轻；人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赏赐有多有少，这两项是世人常用的法则。但是刑罚只是事后惩罚，而不是事前预防，就无法彻底消灭奸邪。赏赐用在本来就应该做的事上，而不是用在重大立功表现上，那么人就会不停地犯错。
只要刑罚很轻，让犯罪的代价不足以震慑人心，肯定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刑罚虽然很轻但是不停有人受到刑罚，这样刑罚就沦为了事后惩罚的工具。商鞅认为，事后惩罚不是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目的是杜绝犯罪没有人受刑罚。刑罚足够严酷，让犯罪的代价不可承受，人们才不敢铤而走险，这样的话刑罚虽然严酷但是却没有人受到刑罚。
赏赐则是不能滥用，如果是做了本来就该干的稀松平常的事还给赏赐，那么谁还会有动力去做重大贡献争相立功呢？做一些简单的事就能得到赏赐，犯了错的惩罚又很轻，那么人就不会在乎多犯错了。现在很多情况都是反着做了，做了分内的小事也给奖励，犯了严重的大罪反而不去重罚了。刑罚不能除去奸邪，赏赐不能遏止犯错，国家必乱。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因此，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百姓将要犯罪的时候，所以大的奸邪才不会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犯罪方面，所以小的罪过也不会漏网，治理百姓能够使大的奸邪不产生，使小的罪过不漏网，国家就治理好了。国家治理好了，就必定强大。
犯罪要消灭在萌芽状态，怎么才能消灭在萌芽状态呢？那就是设立举报制度，让每一个人的眼睛成为监控摄像头，第一时间发现犯罪苗头，及时予以制止。现在的人一看到告密两个字就想喷，从来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个遵纪守法的好人，有什么秘密让人举报吗？
商鞅告奸两个字用的很好，这是让人举报犯罪，不是让人出卖国家情报。告奸和连坐制度是预防犯罪的两大法宝，这才是真正的群防群治，让群众的眼睛变得雪亮。一个人犯罪，家属会事前不知道吗？事前知道却不制止就是共犯，共犯被连坐有错吗？
很多人会说坏人杀好人的时候连坐太惨了，所以要取消这个制度。这个不是制度的原因，这是人的原因，没有连坐制度坏人也会搞株连。坏人可以对好人狠毒，为什么好人不可以对坏人狠毒？斗争手段应该对等才行，否则就会被动挨打。好人对坏人仁义，坏人对好人仁义吗？
严惩犯罪，重奖举报犯罪，一个国家这样做，就会成为那个唯一治理好的国家。两个国家这样做，战争就会减少或者平息。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认为杀戮刑罚能够让社会归于道德，而“仁义”反倒合于残暴。
杀戮刑罚的目的是把坏人消灭光，这样的话坏事就没有了发生的土壤，社会上全是好人了，道德社会就会重新建立起来。商鞅显然不是反对真的仁义，而是反对包庇坏人纵容坏事的假仁假义。当今社会，对犯罪分子的过分同情，已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这些假仁假义的人被称为圣母婊。
古者，民藂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古代人们聚集在一起群居，秩序混乱，所以要求有首领。如此看来，天下的人之所以愿意有首领，是为了追求天下安定。现在有君主而没有法规，它的危害程度和没有君主是一样的；有了法规却不能制止混乱，和没有法规是一样的。天下的人都不希望没有国君，却又不遵守他制定的法规，天下人都为此感到疑惑。
对天下百姓来说，没有什么比国家长治久安更有利了，要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没有什么比确立一个英明的君主更重要了。君主治理国家，没有什么比推行法治更有意义了，推行法治要努力做到的，没有什么比消灭坏人更紧迫了。消灭坏人的根本，没有什么比严酷的刑罚更管用了。
人类只要选择群居，那么就必须有一个领导，否则就无法形成共识，没有共识就不可能有安定的社会秩序。这个领导只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一样的称号，享受不一样的待遇，这都是变化的表象，但是这样一个领头人，是永远不可或缺的，这是不变的本质。
那些看到君主制就认为落后的，恐怕不知道号称民主的西方国家也有君主，他们的君主叫资本家。资本家隐藏在幕后，前台的政客作为白手套演戏给民众看，看上去政府在轮换，其实资本家作为真正的统治者，从来没有改变过。君主的天职是爱民，否则就要被推翻，但是资本家的天职是殖民，民怨沸腾之后政府倒台让百姓发泄一下，资本统治却依旧稳如泰山。
所以王者用奖赏举报的方法来杜绝犯罪，以严刑来让人遵守法律，追求的是让法律更严酷从而产生震慑力，不追求容忍犯罪分子的善良，要严酷刑罚的震慑力阻止人去犯罪，阻止了人去犯罪，也就没有人受到严酷刑罚的伤害了。
严酷的刑罚最终就是一个吓人的摆设，没人敢去以身试法，这才是法治要实现的目标。那些在法律里设置后门，故意让人违法然后钓鱼执法的，就是把法治玩成了害人的东西。
下一篇，我们开始讲商君书第八章：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