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战，两个字就把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说清楚了。农是创造财富，战是保卫财富，只有把财富创造出来，还能把财富守住不被抢走，一个国家才有了强大起来的基础。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财富分配好，保障那些创造财富和保卫财富的人成为财富的主要拥有者。
之所以士农工商把士排在第一位，是因为士是创造财富和保卫财富的组织者，所以也相应获得了分配财富的权力。把人组织起来创造财富保卫财富需要的是才，把财富分配好需要的是德。创造好保卫好但是分配不好不行，创造不好保卫不好但是分配的好也不行，我们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士。
百姓愿意通过缴纳税赋的方式给官僚系统发工资，其实就是购买官员的服务，这个服务就是脱离了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通过官员的服务提高创造财富和保卫财富的效率，保证分配财富的公平。官员本质上就是领老百姓的工资给老百姓干活的管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官员比作是人民的勤务员是非常正确的定位。
官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相当于你花钱雇个保姆骑在你头上作威作福一样，伦理上非常荒谬。为什么要以人民为中心呢？因为食人之禄忠人之事，这是做人做事的本分。财富分配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创造财富的时候多劳多得，保卫财富的时候多功多得。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老百姓为什么不怕苦去创造财富，不怕死去保卫财富呢？因为那里面有功名利禄。功名利禄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无可厚非，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好坏。怎么取得功名利禄以及取得功名利禄之后会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干什么，才区分出来了人的好坏。
既然一个国家的兴盛靠的是创造财富和保卫财富，也就是建设和保卫国家，那么功名利禄就要给那些在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的时候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如果获得更高的地位和待遇不是比实际贡献，而是比耍嘴皮子搞阴谋诡计，谁还会去流血流汗真抓实干呢？没人流血流汗去实干，国家怎么可能强盛起来呢？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怎么教育和引导老百姓呢？唯一的原则是，贡献大的人才能地位高，地位高的人才能待遇好，这就是作壹而得官爵。既然比贡献是唯一途径，那么夸夸其谈的人就少了。没有了夸夸其谈的人来惑乱人心，老百姓就会淳朴。淳朴的老百姓没有过分的欲望，没有过分的欲望就不会投机取巧为非作歹。
如果功名利禄只能通过建设和保卫国家为国家做贡献来获得，那么老百姓一定拼命建设和保卫国家为国家做贡献，没有人会懈怠。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国家一定强大。如果不用为国家做贡献也能得到官爵，那么有本事的人就会不务正业，去学习虚头巴脑的学问。
商鞅对读死书死读书的儒家很是看不起，因为当时的人已经丧失了守礼的自觉性，儒家思想已经不能约束大多数人的言行，更解决不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是说儒家思想不好，而是在一个大乱世里空谈道理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必须先用法家的铁血手腕止乱，然后才能谈守礼的问题。
什么样的情况用什么样的手段，道儒法三家都有各自的适用情况，要随机应变区别对待，而不是不加分别地生搬硬套。只与强盗讲道理和只与君子动刀枪都是错误的，都是不懂变通把好手段用在了错误场合的结果。在商鞅看来，儒生在战国的大乱世就是这样一群和不听道理的人讲道理的迂腐的人。敬酒不吃应该给他吃罚酒，而不是一杯又一杯地继续上敬酒。
一个国家的百姓热衷投机逃避实干，国家肯定就危险了。商人卖东西一倒手比种东西的都赚得多，这群先富起来的人又要追求奢华的生活，工匠就会迎合这种需求追求豪华做工赚大钱，奢靡之风一旦兴起，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就会越来越败坏。资源不是用在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上，而是用在了满足少数人的穷奢极欲上，这样的国家一定会衰落。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
善于管理国家的人，粮仓里的粮食满满的，也不会对农业有所懈怠。这和老百姓常说的富了也不能坐吃山空是一样的道理，要居安思危，始终把粮食安全问题记在心上。正是因为这种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让中国有了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不被卡脖子。
国家面积大人口多，而且思想统一，没有人宣扬各种歪理邪说，这样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现代人总认为应该言论自由，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结果就是各种歪理邪说泛滥，搞坏了人们的思想。人们被各种歪理邪说分化成一盘散沙，难以达成共识形成统一的力量，而这正是别有用心要害人又担心被报复的人乐于看到并一手推动的。
只有老百姓不被各种歪理学说所蛊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都争先恐后为国家做贡献，并按照贡献大小确定地位和待遇，这样的话官爵就不能通过投机取巧来获得了。不能投机取巧获得官爵，奸邪之徒就不会滋生，没有了奸邪之徒的欺上瞒下，君主就不会迷惑。
当人们看到不用做出实际贡献，只需要花言巧语能言善辩就能获得官爵的时候，那么获得官爵就没有了可以量化的固定标准，于是进入朝堂便曲意逢迎君主，下朝回家便图谋自己的私利，不再考虑要为国家做多少贡献。他们以此满足自己的野心，以权谋私就会成为他们的选择。
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
曲意逢迎君主只考虑自己的一己之私，对国家是没有好处的，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获取爵禄。以权谋私不是忠臣，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获取财物。如果这样的话，希望升官的下级都会说：“只要给的钱足够多，那么就能在上级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并且还会说：“我不用金钱财物待奉上级来获得升迁，就像用猫做食饵引老鼠上钩一样，肯定不会有什么希望。假如用情感侍奉上级来求得升迁，那么就像用手牵着已经断了的墨线去校正弯曲的木材，更加没有希望了。不送礼不行，只凭感情也不行，这两种办法都不能得到升迁，怎能不到下面去役使民众，到处搜刮钱财来侍奉上级而谋求升官呢？
古代的腐败和现在的腐败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套路传承了几千年。同样的，商鞅的治理方法也可以借鉴用来治理现在。关键是要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还要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再用商鞅铁血雷霆的霹雳手段，不对祸国殃民的奸贼存有任何怜悯之心，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百姓说：“我积极务农，先装满国家的粮仓，再收取剩下的粮食供养亲人，替君主舍生忘死去作战，来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如果贪官过得日子滋润，百姓累死累活地干，结果国家的粮仓还是空虚，国君地位还是卑微，自己的家庭还是贫穷，这样的话还不如谋取个官做。”
亲戚朋友在交往相聚中，就会考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有才华的杰出人士会专心学习《诗》《书》，追随外国的权势；普通人会去经商，搞手工业，都靠这些来逃避农耕和作战。君主用这种思想教化民众，那么国库的粮食怎能不减少，而兵力怎能不被削弱呢？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俭营，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任命官吏的法规严明，所以不会以个人的主观判断去任命官员。君主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所以民众就不会苟且经营农耕作战以外的行业，那么国家的力量就集中到农耕作战上。国家的力量集中就会强大，国家崇尚空谈就会被削弱。
所以说，从事农耕和作战的民众有一千人，而出现一个学《诗》《书》和巧言善辩的人，那么一千人都会对从事农耕作战松懈了。从事农耕作战的民众有一百人，出现一个人搞手工业，那这一百人就都会放松了农耕和作战。这里说的有技艺者，专指为有钱人服务制作精巧物品的人，只是助长奢靡之风，于国于民无益。
国家依赖农耕和作战而安全，君主依靠农耕和作战才能尊贵。民众不从事农耕和作战，那是因为君主不看实际能力和贡献，只凭个人主观判断，喜欢听信虚伪的空谈选用官吏而无视法规。依法选用官吏，国家就能做到社会安定；专心务农，国家就会富强。国家富强而又政治清明，这是称王天下的道路。所以称王的道路不是靠外交，而是自己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罢了。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
现在的国君仅凭考察人的才能和智慧而不是看他们用才能和智慧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来任用他们，那么聪明的人就会根据君主的喜欢爱恨来讨君主的欢心，使官吏处理政务千方百计适合君主的口味，这就是天天琢磨人而不是天天琢磨事了，因此国家选用官吏就没有了法规，这样国家就会混乱。
而民众不会专心从事耕作和作战，善于巧舌游说的人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像这样的民众从事的其它职业怎么会不多，而土地又怎么能不荒芜呢？《诗》、《书》、礼制、音乐、慈善、修养、仁爱、谦洁、善辩、聪慧，国家有这十种人，君主就无法让民众守土作战。
真正的儒家思想中不是没有变通，也是讲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只是后来的腐儒把儒家曲解成了好好先生，甚至故意隐去以德报怨何以报德的后四字，鼓吹以德报怨这种自残思想。经过腐儒的努力，被篡改的盗版儒家成了主流，正版的儒家反而不被世人所知了。商鞅鄙视的，是被篡改了的儒家思想。
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国家用这十种迂腐的儒生来治理国家，敌人到了，国土就一定被割削，敌人不来国家也一定会贫穷。国家没有这十种人，敌人就不敢来侵犯，就是来了，也一定会退却；如果发兵前去讨伐敌国，一定能取胜；如果按兵不动，不去讨伐，就一定会富足。
以农战立国，以贡献定地位，就会得罪有钱有势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和这些人斗争改变现状，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能让国家走向兴盛。用一张嘴巴夸夸其谈当好好先生不敢得罪有钱有势的既得利益集团，继续让老百姓生活在苦难中维持现状，这是非常容易的道路，但是国家会走向灭亡。
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说的就是两条路线的选择。追求国家实力的会选择虽然艰难但是可以让国家兴盛的农战立国道路，追求嘴上实力的会选择虽然容易但是会让国家陷入危机的虚夸道路。我们现在天天在讲伟大斗争，就是摆明立场，要走虽然艰难但是可以让国家兴盛的道路。
为什么农战立国国家一定强大，虚夸立国的国家一定衰亡，不同的选择一定会带来相应的结果？因为万事万物都有本然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那些圣人明君并不是能把万物的细节全部搞明白，而是知道万物演变的关键。因此他们治理国家就是善于发现关键罢了。治国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农战。创造财富和保卫财富就是治国的关键。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惛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正确的路线就是治国的关键，现在治理国家的人大都没有掌握关键。在朝廷讨论治国的方法时，七嘴八舌众论不一，都想改变对方的观点。因此，国君被不同的说法弄得糊里糊涂，而官吏被这些言谈弄得头昏脑涨，国中的民众也因为勤劳没有好处而懒惰不愿意从事农耕。
所以那些国家的民众都变得喜欢空谈和巧辩了，更喜欢从事容易发财的经商和精巧技艺，逃避农耕和作战，如果这样，那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国家出现动荡的时候，那些有知识的人讨厌法治，商人善于见风使舵，只懂精巧技艺的人又没什么用，所以这个国家就容易被攻破。从事农耕的人少而靠巧言游说吃饭的人众多，所以这个国家就会贫穷危险。
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螣、蚼蠋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那些危害农作物的螟虫等害虫春天生出，秋天死掉，寿命很短，但只要它们出现一次，民众就会因虫害歉收，几年没有饭吃，现在一个人种地却供一百人吃饭，那么这些人比螟虫等害虫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如果这样，虽然《诗》、《书》，每个乡一捆，每家一卷，对治理国家一点用处也没有，也不是将贫穷变富有，将弱国变强国的办法。
所以以前那些有作为的君主抛弃空谈，依靠农耕和作战来变贫为富，变弱为强。因此说：如果一百人从事耕作，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十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半人从事农耕，有一半人闲着，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所以治理国家的人都想让民众务农，如果国家不重视农耕，就会在诸侯争霸时不能自保，这是因为民众的力量不足。因此，其它诸侯国就会趁着衰弱的机会来侵犯，这个国家的土地就会被侵占，从此一蹶不振，到那时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圣人懂得治理国家的关键，能让民众都把心放在农业上。民众专心务农，那么民众就朴实好管理，事情繁多也容易驱使，诚实守信可以用来守城作战。以农战为唯一上升通道，那么百姓就很少有奸诈之心，而且看重自己的故土不愿迁移。以农战为唯一上升通道，那么赏罚办法就可以激励百姓进取。以农战为唯一上升渠道，就可以用他们来对外作战。
民众亲近自己的君主，并拼死维护法治，从早到晚从事农耕作战。民众如果不可以被使用，是因为他们看见靠空谈游说的人待俸君主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贵的地位，商人倒买倒卖也可以发财致富，做点精巧手工也能养家糊口。民众看到这三种人的工作简单又可以发财，就一定会逃避农耕和作战。逃避农耕，那么民众就会轻视自己的居住地。轻视自己的居住地，那么就一定不会替君主守土作战。
让人民愿意为建设国家去流汗，愿意为保卫国家去流血，就要让人民对国家有归属感。归属感怎么来的呢？就是通过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为国家做出了贡献能够得到和贡献相匹配的地位和待遇，不能让流汗流血的人再流泪。对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容忍就是对流汗又流血的人的犯罪。
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脩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都害怕民众像一盘散沙一样而不能凝聚力量。所以英明的君主把通过农战为国家做贡献作为唯一的上升通道来凝聚百姓的力量。如果把通过农战为国家做贡献作为唯一的上升通道一年，国家就能强大十年；如果把通过农战为国家做贡献作为唯一的上升通道十年，国家就能强大一百年；如果把通过农战为国家做贡献作为唯一的上升通道一百年，国家就能强大一千年，强大一千年才能称王于天下。
君主制定赏罚制度作为把通过农战为国家做贡献作为唯一的上升通道的辅助手段，根据贡献的大小进行赏罚，所以对民众的引导就有了固定的标准，治理国家也就会治理的好了。所以说，只有走正道才能获得功名利禄，把所有的歪门邪道全部杜绝，是把国家治理好的前提。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王者就是掌握了以上这些治国的关键，所以不等君主赏赐民众就亲附于君主，因为民众知道只要给国家做了贡献就一定能得到君主的赏赐。不等君主封爵加禄民众就努力工作，因为民众知道只要努力工作有了成绩一定能够得到君主的爵禄。不等君主使用刑罚民众就拼死效命，因为民众知道不拼死效命一定会受到君主的刑罚。
只有法律毫无保留地保护实干者奉献者的利益，一个国家的百姓才会去实干去奉献。把这样的法律严格落实下去毫无保留地施行，才是真正的依法治国。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让百姓信服法律，君主才能在百姓心中形成威望，做到君言出民必行。
在国家危亡君主忧虑的时候，巧言善辩的空谈之士成群，但对国家的安危没有任何益处。国家危亡君主忧虑是因为遇上了强大的敌国，君主不能战胜强敌，攻破大国，那么就要修整用于防御的设施，让地形利于作战，集中民众力量，时刻准备应付外来的战事，这样灾难就可以消除，称王天下的目的也可达到。
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应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把通过农战为国家做贡献作为唯一的上升通道，清除那些无用的学说和人，禁止民众学习那些空洞浮华的学问和从事游说等不正当职业，让他们专心于农战，这样国家就能富强，民众的力量也可以凝聚了。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
现在各国君主都担心自己的国家危亡而且军事力量薄弱，却愿意听游说之客空洞的议论。说客们成群结队，说的很多但都是一些啰里啰嗦的浮夸吹嘘之词,起不到实际作用。君主爱听他们的辩说，不去探求这些言谈的实用价值，因此说客们非常得意，无论走在什么地方都巧言诡辩，一伙又一伙成群结队。
民众看这些人能用这种本领取悦王公大臣，便都学习他们。于是这些人结成党羽，在国内高谈阔论，夸夸其谈，普通人喜欢这么做，王公大臣高兴他们这样。因此百姓安心耕作的少而靠游说吃饭的人多，这就是不良社会风气形成之后对人的巨大影响。
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之言，则民不畜于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夸夸其谈游说的人多，那么从事农耕的人便会懈怠，务农的人懈怠了，那么田地就会荒芜。学习花言巧语空谈成了社会风气，民众就会放弃农耕而高谈阔论，但是这些看似高明的话都是没有意义的讨论，就像现在很多公知发明出来的各种理论一样。
民众放弃农耕，改为靠高谈阔论吃饭，并且以谁更巧言善辩来评判谁更高明。所以民众和君主离心离德，不臣服的人成群结队。这就是使国家贫穷、军队薄弱的风气。如果国家凭空谈使用民众，那么民众就不喜欢从事农耕。英明的君主只是知道喜欢空谈不能用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开疆辟土，圣人治理国家只是确立通过农战为国家做贡献作为唯一上升通道，把民众的力量凝聚起来了罢了。
如果一个国家不是建设者和保卫者的地位高待遇好，而是投机取巧吃里扒外的人地位高待遇高，这样的国家有可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吗？如果一个国家不是通过比谁为国家做的贡献多来分配名利，这样的国家有可能强大起来吗？农战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只有让创造财富和保卫财富的人功成名就，才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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