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社会的秩序是靠权力自上而下来传导的，掌控最高权力，是能够制定法律并让法律得以推行的前提条件。但掌控最高权力只是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要想保证法律能够顺利推行，还需要一支忠诚于最高权力的官僚队伍作为充分条件。所以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商君书更法这一章，给我们展示了法家社会权力斗争的一个图景片段。变法，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失去既得利益的一方必定会百般阻挠，所以一定要得到君主这个最高权力的支持。君主都是希望国富民强的，只有这样才能江山永固，当然了，想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
君主要想实现国富民强江山永固的理想，首先自己得是个明白人，知道怎么做才能适应形势让国家强大起来，然后才是去找到可以把事情做成的人。之所以有的国家强大了，是因为君主做到了这一点。之所以有的国家灭亡了，是因为君主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法家社会，只有真正掌控了权力，才能输出自己的意志。如果失去了权力，也就失去了一切。掌控权力需要强大的能力作保障，让自己能够在权力斗争中获胜。这也是王朝很难永续的原因，这代君主强不代表下一代君主强，从这一点来说，王朝兴衰也是人才的竞争。
君主才能不足，往往会成为傀儡，不再是向臣下输出自己的意志，而是被臣下输出臣下的意志。秦国之所以能够强大起来统一天下，和连续几代君主的优秀能力息息相关。当江山传到胡亥这种能力不足的人的手上的时候，奋六世之余烈才得到的江山一下子就失去了。
商鞅之所以去往了秦国，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遇到了秦孝公这样英明的君主，这是别的国家没有的必要条件。得到了君主的支持，还要消除朝臣的反对。有商鞅这样一心为公的臣，也有一心为私的臣。私利大于公义思想的泛滥，是法家思想能够成为社会主流的基础。
变法一定会说是为了国富民强而变法，阻止变法也一定会说是为了国富民强而阻止。所以如果只看一个人说了什么，而不是分析他做了什么，是很难分辨忠奸的。更法这一章中出现的甘龙杜挚两位大臣反对变法，反对变法也是打着为秦国的强大稳定和君主的圣名威望着想的旗号。
但是他们说的那些话都是真心的吗？真的是为了公义而没有任何私利的考量吗？当事实证明商鞅的变法确实让秦国走向强大的时候，那些口口声声为了秦国强大而阻止变法的人并没有因为公义而支持商鞅，而是因为私利的损失始终仇视商鞅。说是说做是做，当婊子还要立牌坊的人很多，看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中国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君主向大臣征求意见，大臣各抒己见，发表的意见也都说是从公义出发的见解。但这里面有真假之分，有的是大公无私，有的是假公济私。如果君主没有分辨能力，主动采纳了错误的建议，或者斗不过臣下被迫采纳了错误的建议，就会把国家带向深渊。所以说，乱国者，臣术盛也。
变法造成的利益再分配一定会让失去既得利益的人非议君主，甚至会引发社会的动荡，所以秦孝公也有“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的忧虑。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商鞅认为，做事不能婆婆妈妈犹犹豫豫，必须坚决果断。既然看到了秦国存在的问题，也想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不能在乎别人的议论。务虚名而得实祸，这是傻子才做的事情。有远见卓识的高人，一定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而是特立独行与众不同。
普通人事情发生了都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聪明人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能预见到事情将要发生。所以不能和普通人谋划让天下太平的方法，只可以让普通人享受天下太平的结果。你要说不帮亲戚走后门，普通人一定觉得不好，所以论至德者不和于俗。你要让普通人指挥生死大战，一定会失败，所以说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这也告诉我们一人一票的所谓西方民主有多么愚蠢，大多数人是连自我管理都做不好的人，他们需要被管理才能维持良好的秩序，被组织起来才能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把人管理好组织好让社会维持良好的运转，是需要非凡的才能才能做到的。
怎么才能国富民强天下太平，这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大部分人所认为的方法都是和正确路线背道而驰的，就像人们不理解商鞅并妖魔化他一样。坚守公平正义的人成了不近人情，教唆人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人反而更受欢迎，人们就不想想，大家都不劳，哪里来的获呢？如果是极少数人不劳而获，大多数人就得多劳少获甚至劳而无获，那些对不劳而获抱有幻想的人成为极少数人的机会又有多少呢？
所以说，法治首先要以人民为中心，保护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私利，这就是法者所以爱民也。但是什么事都讲法律，做事效率是非常低的，就像打了借条也未必按时还钱。君子之交才是做事效率最高的，这就是礼者所以便事也。法治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消灭坏人，创造一个君子之交可以不被破坏的社会。一言九鼎，没有借条也会按时还钱，这样做事的效率无疑是最高的。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法治首先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法律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不受侵犯，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太平安稳的好日子。只要是能让国家强大的，能让人民幸福的，就不必因循守旧，而是要勇于改革。变法改革是为了人民，这是后续一切的出发点。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甘龙的观点挺有意思，他认为不应该改变老百姓，而是要适应老百姓，问题法律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老百姓的心智已经被污染了，整个国家都行进在错误的路线上，所有老百姓都蒙蔽在错误的认知里，怎么能适应眼前的一切而不是改变眼前的一切呢？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所以商鞅对甘龙给予了驳斥，一个习惯了睡懒觉的人能和他讨论怎么不让人睡懒觉吗？一个习惯用老思维看待新问题的人，能和他讨论怎么改变老思维吗？新问题就应该用新方法，而不是刻舟求剑。聪明人定规矩，普通人守规矩，所以那些画个圈就不敢迈出去的人是不能讨论变法的。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杜挚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意思是如果变法没有巨大的效果呈现就不能变，守规矩不是坏事。但是变法取得效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说今天变法明天就能改天换地的。利百功十不是做不到，而是需要时间去做到。给别人的意见提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来否定别人意见的合理性，这是很多人常用的套路。
在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里，为了长远发展夯实根基的寂寞都是常人不愿意忍耐的。人们宁可今朝有酒今朝醉，哪怕只是别有用心的人画的大饼，也能让人自断根基落入圈套。这世上就没有快速利百功十的事情，如果有的话，一定是一个人霸占了一百个人的利，一个人窃取了十个人的功，这样的社会就是富的撑死，穷的饿死，不可能长久。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商鞅批驳杜挚说，历史上那么多法，那么多礼，有的帝王因为不同的礼法强大起来了，有的帝王因为相同的礼法灭亡了，那么你说的守规矩是守哪一个规矩呢？所以说，反对古制未必是错的，遵循旧礼也未必是对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制定对策才是正确的。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于是遂出垦草令。
秦孝公不愧为雄才大略的一代明主，深知愚笨的人喜欢自以为是，狂妄的人偏爱一意孤行，浅薄的人时常锋芒毕露，狭隘的人总是斤斤计较。原因就一个字，私，如果思考都是围绕着私利转，那么见识就只能是屁股底下那一丁点儿。如果思考都是围绕着天下转，那么就是可以平天下的远见卓识。
下一篇，我们开始讲商君书第二章：垦令